中国式增长的偏颇与市场化改革的政治

二、中国式增长的偏颇与市场化改革的政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富强和希望，中国民众久被抑制的创富激情和生活心态迅速从扭曲的革命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民众脱贫数量巨大，小康社会建设越来越有保障，国家的国际声誉也正在转好，但同时“经济建设”压倒其他一切社会发展目标的格局被推向了极致，当前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广大民众对经济发展不能牺牲民众利益、环境利益以及民众基本权益、幸福指数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在过去的30年里，由政府主导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高速增长和规模剧增，但经济发展自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譬如过度投资于房地产业和重工业，国有企业的领导往往是政客而非商人，银行以非市场化的利率、按照非市场化的原则发放贷款，操纵汇率和侵犯知识产权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劳动力成本提高以及劳工维权骚动的与日俱增等等。总之，民众的认同感、幸福感不仅来自不断增长的GDP，更源自他们对生活质量提高、生活环境改善、自身权益维护、发展机会平等以及精神价值支撑的期待和实现。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1929—）指出，要解决目前的社会不公等问题，应当追求幸福的极大化而不是GDP的极大化，幸福极大化的前提是财富创造极大化，而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则是创造财富的必由之路^[92]。

回头检视最近的1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令人欣喜，但是期间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迅速积累也不能回避，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成本巨大。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中国的水和空气污染成本》报告指出，水与空气污染成本高达GDP的5.8%。从大连到什邡、启东、宁波，与此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二是腐败现象难以遏制。根据相关研究，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为当年GDP的17%。这也在“房叔”、“表哥”等落马官员惊人的财产和房产数量上得到了感性的验证。三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仇富情绪。中国基尼系数不仅超过了0.45的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以贫富悬殊著称的美国。同时，大量企业家把寻租作为致富的“快捷键”，更诱发了普遍的仇富心态。四是法治的边缘化。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的倾向，法治屡屡给经济发展让路。结果带来了执法的虚化，甚至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和环境污染危机。由于司法独立性受到行政力量强烈干扰，公众对司法体系信任度急剧下降，出现了大量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93]。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当前的超常规发展中出现了较严重的失衡、和平崛起中暴露出很多体制性弊病亟待解决。这些广泛涉及民情、民意、民心的矛盾的妥善解决，不仅关系到过去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长治久安、能不能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梦”。

在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是兴国之要，但应该更加合理、更加公平、更小反噬；改革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才是解决当前所有问题的关键。当前，中国必须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再平衡，以及时纠正和调控此前经济发展中遗存的暗疾和弊病；特别要注意释放并消化一些急需解决的深层次结构风险，避免更大的系统性泡沫破裂风险，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成功。这也正是以“拒绝刺激、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著称的“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94]所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多种信息源显示:中国至今仍未完成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任，很多地方发展经济还过度依赖粗放的生产方式，而很多地方过度消费加重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依据2013年1月底连续3天的大范围、高污染性雾霾天气，美国《财富》杂志甚至宣称:“雾霾判中国增长模式死刑”^[95]。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界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新阶段的改革，其核心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主要是实现两个转变:从制造向创新转型，从投资与出口驱动向消费与服务驱动转型；而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进行重大经济结构调整，改变现有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专注焦点从GDP的数量增长转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并将市场化改革引向深入、杜绝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未来中国要加速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更多依赖国内需求和消费，不要让投资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因为投资效率正在下降，必须全面考虑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才是立于不不败之地的根本。

著名经济学人张维迎（1959—）在新著《通往市场之路》中指出:在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96]。在利益的裹挟之下，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国进民退”等令人忧虑的现象。中国的改革已到了十字路口。

张维迎提醒人们，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危机，而且埋下了新一轮危机的种子，阻碍了增长方式的转型。我们必须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继续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惟其如此，中国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创新，中国企业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才能真正转变。经济改革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有英明而果断的政治领导，进一步经济改革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经济市场化才有制度基础，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97]。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相比于如何推动经济增长，也许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今后的中国来说更迫在眉睫。持续的、片面的“经济为纲”已经导致了社会生态的失衡，经济成绩的光环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改革与发展，譬如民主建设、民生需求以及民权保障等等，而“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导向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文化氛围，还可能腐化国民的精神、异化民众的生活并降低其生命质量。2012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942—）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为大众分享，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势必威胁社会稳定。”^[98]“必须毫不动摇地改善民生，改革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使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还要看到，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是整个社会的进步。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求，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发展权利，让每个人生活得有乐趣、有尊严、有安全感。面对社会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只要我们坚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取得明显成效，大家对国家的未来就会充满信心。我希望，在我们的社会，有对人心、人道和人本身的尊重，每个人都有其尊严、选择和发展机会，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人间的同情和关爱，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社会的每个角落，让人间永远充满青春、奋斗和自由的气息。这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内涵之所在。”^[99]在过去的30多年，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天平实际上倒向了经济发展；在接下去的改革中，我们应当把天平适当地倒向公平正义:“既要效率，更要公平”^[100]。另外，尊重个体价值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这不仅仅是因为现代文明中个体的创造性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只有尊重个体价值才能保护和激励这种基于个体的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尊重个体价值是人类对自身的价值认识的一个飞跃。只有真正地将个体看作是人类价值的基础，才能够防范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以集体主义名义消灭无数个体的罪行。所以，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承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更公平”上做文章，并强调“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101]。

三、生态文明的愿景与生态权益的维护

如上所述，不顾一切高速增长导致环境污染、贫富悬殊、产业结构改革拖延、金融系统改革滞后等积重难返的弊端，2008年以来，西方金融危机又带来“雪上加霜”的影响，使中国经济环境明显恶化，尤其是不良贷款数量惊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0%以上。此外，还有无所不在的腐败问题等等。正是基于以往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思维已经走到一个节点上，再不调整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作为改革发展的战略性方向调整，中国共产党先后于2004年提出在追求GDP之外探寻绿色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以及以人为本等发展理念，于2007年明确提出向“生态文明”转型，于2012年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02]。中共十八大报告还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03]。

事实上，生态文明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和符号，而是现实的生活元素、客观的历史活动或过程。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调整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减损工业文明的扩张性品格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现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在客观上规定了和谐即对立、竞争中的和谐应当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104]。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加大落实以人为本、将民众的利益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还权于民”行动，让民众在政府政策的制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尊重公民的决策机制，疏解街头政治压力，减少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负和博弈，提高政府决策的公信度，在诸如减少土地挪用、解决劳动力争端、加大对环境问题和公共卫生的关注等方面积极吸纳民众意见。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105]。

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尚需一个整体性的转型，尤其要在“推进思维方式的生态化”、“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推进科学技术的生态化”、“推进城乡建设的生态化”、“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推进人格的生态化”^[106]等六方面下大力气。只有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07]时，人类社会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08]。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心态的毁坏性太大了，失去了“敬畏之心”的人类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不恰当的现代化追求方式，既造成了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又造成了人类社会所创立的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也就是说，在“经济为纲”的中国，人们的生态权益、文化权益等基本权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侵害。生态权益是在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中形成的，也是始终伴随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权益。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权益是直接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重要权益^[109]。“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相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0]人的一切生存条件，如衣食住行等都与自然环境存在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和发展，自然环境对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决定性影响。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不论一个人拥有的金钱和地位如何、道德水平或精神境界的高低如何，也不论他自身的力量有多强大，都无法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和发展，总是处于与自然环境的各种联系之中的。生态权益就是人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基本权利以及行使这些权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如占有自然环境资源以及享受自然环境资源、利用自然环境资源的各项权利以及所带来的各种利益^[111]。总之，生态环境是人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人的一切权益都不能脱离生态环境而孤立地考察。优良的自然环境有助于人的各种权益特别是生态权益的实现，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性反思的深入，现代西方政治哲学越发关注发展方式的转变、自然环境的平衡以及生态权益的维护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多样化的“绿色和平组织”并诞生了新型的“绿党”，他们高举“绿色宪章”（The Global Green Charter），主张六大核心价值:一是生态智慧，二是社会正义，三是参与式民主，四是非暴力，五是永续发展，六是尊重多元。“绿色宪章”的实质是否定以前的经济生产“支配”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活，提倡经济生产与自然生态、文化生活的“共构”。面对当代发展的复杂情形，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权益保护思想，借鉴和吸收现代绿党政治的文明成果，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生态文明都是大有裨益的。

事实已经证明，建立在线性思维基础上的、单一模式的“发展主义”对人类社会来说是祸而非福，那么，建立在后期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物质供应丰富的“消费主义”对人类社会来说又将是福还是祸呢？没有人能剥夺穷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人能压制一个落后的民族国家发展的权利。全球约有十三亿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开支相当于每天一美元或以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靠破坏环境来维持生活，而他们的梦想就是成为消费阶层。同时，消费的不公也是当今社会潜在的一个危机，拿中国刺激内需以求高速经济增长来说，我们在不断地鼓吹“贵族”、“白领”的生活方式，塑造人们的消费欲望，甚至提倡一些“超前的”和“虚假的”消费，如打着美容、保健、养生的招牌，让人服用一些不必要的保健药品等等。种种不切实际的消费，既带来了对自然资源不必要的浪费与破坏（比如过度开发旅游业、不合理的土地征用、提倡私人购车等等），同时也激发了因社会差距、贫富差距而带来的攀比心理和怨恨情绪，催生了假冒伪劣的泛滥。由于购买力的不同，事实上真正获利的依然是“先富起来”的消费阶层，那些无论你怎么刺激都无力提高消费的人群实际上始终是一无所有。所以，不断有经济学家发出过警告:一旦社会失序，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群“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而首先遭到冲击的不是那些真正的富人（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保护措施），而是所谓的新兴“中产阶层”。因此，让所有的人群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合理地分配利益（当然不是要回到平均主义），强化“消费的民主”，养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消费伦理”，是解决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