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复兴的道义与文化反哺的活力

二、全面复兴的道义与文化反哺的活力

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2006）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教育提高—中产阶级—民主要求”的“经济导致（民主）论”。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就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的内在发生机制也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人均3 000美元（20世纪90年代初的价值）到1万元之间是最容易发生民主化的“变迁区间”（transition zone）。在此期间，旧的体制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各种要求，已有的社会契约开始失效，目前的中国恰恰进入了这个“变迁区间”^[142]。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更高的层面上及时回应了这一“变迁”要求，力图用“法治”划清“人治”界限，限制政府权力，防止专断权、特权甚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增加政治透明度和公信力^[143]；同时，十八大报告并没有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否认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首次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素^[144]。

正如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上一篇名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等同或代替合法性资源的获取。新的政治和道义合法性资源从哪里来，政府将如何重新树立公共权威性，都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前景。合法性资源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修复合法性的时间也不是无限多。当务之急，是赶快收拾人心，重塑合法性，这是为人民、国家和历史负责的正确做法。”^[145]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是人民赋予的，而人民授权的机制在中国尚未发展成熟。一般来说，任何政治家的行为与观念都有一种堂皇的理论支持，都通向关乎国家与主义的宏大叙事。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把政治家的行为区分为相互对立的两种:“信念伦理”（亦称“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政治家按照自己的信念、意图行事，不计代价、不考虑行为后果的被称为“信念伦理”；而注重言行效果，认为只讲意图不顾效果的行为是不负责任表现的则叫作“责任伦理”^[146]。马克斯·韦伯还曾警告自己的同胞说:“寻求未来的出路，最关键的并不是两眼盯着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要不断拷问统治阶级的政治资格。”^[147]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缺少价值关怀的大规模现代国家，只是揣着大把来历不明或不雅的银子漫无头绪地得过且过，随时都有可能一头栽入政治深渊^[148]。因此，在迅速成为“经济巨人”之后，21世纪的中国要特别防范沦落为猥琐的“精神侏儒”，因为不健康的甚至畸形的国家发展模式势必难以长久。

被誉为“当代知识分子良心”的人文学者钱理群（1939—）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在大部分地区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所面临的将是新阶段的“制度重建”、“文化重建”（首先又是“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的问题。这四个“重建”，首先要求扎根在民族生活、精神的深处，因此，必然和民族传统有更深层次的承继与承担；而所要承继与承担的“民族传统”，应该是宽宏、丰厚、多元的，应该涵盖古代的诸子百家传统、近百年的现代传统以及渗透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间传统。同时，它又是和人类文明的普世传统相连接的^[149]。新时期社会重构的基础，是对过往价值观的重估及对其创造性的反思。在多元视域里接续传统、在开放格局中汲取经验，既复兴中华文化的神性与诗意，又衔接世界文明的自由与民主，才能培育出中国的新文化和新公民。这就需要我们对自己所拥有、所生存的文化状态有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有“自知之明”，并能将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体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与坐标，才能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与建设。诚如台湾学者龙应台（1952—）所说:“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150]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传统就能够活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意味的现代人^[151]。

文化是一个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要想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伟大复兴，没有文化的整体复兴作为拱卫、没有文化的深度活力进行反哺是难以为继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必须打破各种陈腐的思维定势，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改善文化生存的制度环境，努力调整威权管理的旧模式，以对历史负责的政治智慧彻底解放文化创造力，从传媒制造的法制规训和消费时代的伦理自觉两方面着手去营造文化发展的和谐生态，从法治监督和市场引导层面保障最基本的“文化正义”的实现。同时，努力开启民智，大力推动民主，既要警惕“造反狂躁症”与“政治强迫症”，又要防范“精神侏儒化”与“文艺软骨病”，在最广泛的社会理性与“文化自觉”基础上，实现“文化育人、艺术养心”的普适理想，真正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和“公信力危机”。因为“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作垫底，道德规范必然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52]。

当前的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在当前中国的政治集权与市场竞争相结合的“后革命体制”下，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制度保障型的“民间”社会尚待完善。但是，随着互联网及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的出现及广泛运用，中国的社会生态正在发生剧变，“网络民间”迅速成形，并极大地催生和提升了大众的维权意识、参政意识和批判意识，从而使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与治理面临新的考验，促使新时代的政治走向良性轨道、变得更加富有弹性。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