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浸润的教养与贵族精神的细节

文明浸润的教养与贵族精神的细节_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

三、文明浸润的教养与贵族精神的细节

文明的形成和推动，离不开政治的智慧引领、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社会的自觉遵守，并落实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从某种层面说，在短时、刚性的“法纪规制”和“奖惩引导”之外，文明和教养是长久、是柔性的日常生活当中熏陶的结果。熏陶出来的东西与刻意培养出来的不同，它是日常生活无形中形成并易于遵行，这曾是“诗教中国”“以文化育”的精髓所在。从深层次上分析，“教养”和“文化”之间并不能天然地画等号，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很“有文化”但是很“没教养”，有的人没有什么太高的学历和学识但仍然很“有教养”、很有“文明”的分寸与尺度。其实，教养与文明常常是由某种天生的素质和一点一滴的日常积习构筑而成的。好莱坞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在重现20世纪初真实海难的同时讲述了一个关于“文明”、“教养”的故事:在冰海沉船的时候，救生艇很少，不是所有人都能坐，但是大家基本都能自发地排队。当一个贵族绅士一只脚已经踏上救生艇、无意中回头看见身后抱着小孩的一位妇女时，没有顾及她是贵族还是平民，他马上把脚收回来，请那位女士优先上救生艇，因为“女士优先”是他从小受到的一种熏陶。即使在性命攸关的时刻，他也忘不了这种“习惯”。“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是一个悲剧，但是它在下沉的那段不长的时间里却映现了整个英国社会的文明程度，人们在那时大都不忘日常生活的教养和品位以此体现自己的一种内在精神。更令人难忘的是船上的乐队，面对大难临头，他们没有四散奔逃，依然不断地演奏乐曲以疏解人们的恐惧，直到船就要沉下、慢慢沉到大西洋的海底。船上的大部分人死去了，但是他们死前的行为举止却浸透了一种仁义的精神和优雅的教养。这种令人景仰的文明养成的“风度”，背后的支撑是多年政治的清明、制度的保障、道德的自律以及一切关乎“正义”的思考与调试。

西方有句谚语:“魔鬼在细节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原意指人性的恶和人类的大罪过以及大失败都包含、隐藏在所有细节之中，现在多用以强调做任何事的关键就在于做好那些可能不起眼、微不足道的细节，即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文明是由许多周到用心的、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点点滴滴建构起来的一个大框架，文明、教养成于细枝末节。多项调查显示，中国游客“有钱没素质”^[153]，而“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有钱、爱国但随地吐痰”^[154]。已经走上富裕之路的中国，应该及早改变“一切向钱看”习惯思维，必须清楚物质的丰富、财富的增长以及体面的装扮、奢华的用度、养尊处优的生活并不必然能够培养出“贵族”气质，相反却常常与“暴发户”的“铜臭气”、“粗俗”、势利眼与“心理膨胀”相关联。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的担当、内在荣誉感的制约，重构我们当前严重不足的独立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以及恢复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培养出真正的“贵族”——高尚、有气节、有品格、有担当的人，这也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一种继承。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和文化精英中犬儒哲学泛滥成灾^[155]，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荡然无存，而钱理群所痛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156]在大学校园中随处可见。其实，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在于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真正的“贵族”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无关乎物质财富和世俗权力。学者郑强（1960—）直指当今教育的异化，认为“教育的本职不是谋生，而是唤起兴趣，鼓舞精神。靠教育来谋生和发达也是可以的，却被我们过度重视了”^[157]。著名人文学者朱学勤（1952—）则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指出:“知识是一个境界，见识是一个境界，知识、见识之上的胆识，则更是一个境界。说得浅白一点，大概一桶知识换来一滴见识，而仅有见识却还是不能换来胆识，只有再加一点其他稀有元素，一桶见识才能化为一身胆识。”^[158]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文化苦难与异化来临时，应该如实地面对现实与自己的心灵世界，以世人少有的见识和胆识率先垂范砥砺抗争的“勇士”当然可敬，而那些以做学问的方式洞明世事、关心政治却不亲身介入、慎思而不妄言的“高人”也不可少。

在现代价值观里，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永远保持独立、警惕和批判的精神，这是现代价值观最起码的要求和基础，然而今日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却整体性地呈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铜臭熏天，斯文扫地”^[159]的趋势。国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能在当时的年代坚持这一原则，乃是大师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和人格示范。学者要耐得住寂寞，喜欢热闹的学者注定走不远。也许了解邓稼先（1924—1986）的没有知道邓丽君（1953—1995）的人多，了解李政道（1926—）的没有知道李宇春（1984—）的人多，但这并不影响邓稼先、李政道的科学成就和历史地位。同样，了解于右任（1879—1964）的也远比知道于丹（1965—）的人少得多，但于右任的成就和地位是于丹难以望其项背的。那些付出了巨大努力、学问充盈的人士可能会很穷，而那些浅薄的作者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但是，历史告诉世人，他们有钱但并不值得尊重。同时，我们也要警醒: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谁还会关心那些引导我们灵魂向上的力量？^[160]

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最重要的标志是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内在尊严的崛起，以及“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社会操守和基本道义的形成，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取决于体制结构的改良，也有待于每一个国民力所能及地“坚守底线”和“点滴抵抗”^[161]，尽量避免“沉默的好人也许会变成邪恶的同盟”（北岛诗句）局面的出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守住最基本的“底线”也无可非议。譬如说，手上不能有血。又譬如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洁净自身式的“消极抵抗”以及维护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式的“消极自由”才可能是无可厚非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事急乱穿衣”，在文明养成的过程中应力避急躁。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162]。与其号召大家都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人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163]，才能防止“纠枉过正”的恩怨累积；人们学会以宽容和共勉的态度与社会互动进而达成互信，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奠定文明的根基、接续和复兴“传统”的人文智慧。总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普世性的伦理原则，既是当代得到公认的价值观与“金规则”^[164]，也是每个人修身、做事的底线与标尺。

【注释】

[1]“现代性”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甚至可以说当前出现了一种“现代性”的乱局。这其中既有“现代性理论体系”内的矛盾，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的反冲以及“后现代性”的延展所导致的现代性知识体系的“自我解构”，又有大众文化的超级霸权与文化产业的日趋兴盛所导致的实践层面的文化普及以及随之相伴生的思想层面的文化危机，等等。

[2]客观地说，“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社会面对启蒙运动奠立的现代理性所进行的反思；所谓后现代性的特征是:否定、解构、怀疑和揭露的不断更新的游戏精神。在其全面反思、质疑甚至否定之下，条分理析的现代理性体系逐步被瓦解，先前的思想盲点得以烛照，稳定的“多样性”文化范式得以确立；同时，现代文化也一反启蒙传统的整体性、系统性与稳定性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零散化与变动化，史无前例地广泛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惯性和生活惯性。我们在积极借鉴后现代主义方法、视野、理路的同时，应避免极端化，防范它过犹不及的批判性与否定性所导致的文化损害与精神创伤。

[3]转引自龚群:《罗尔斯政治哲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17页。

[4]转引自［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5]樊浩:《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6]张兴成:《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书屋》2003年第10期。

[7]匈牙利系统哲学家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1932—）在《巨变》（杜默译，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以大量的数据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指出，全球生态问题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拉兹洛的观点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和积极回应。

[8]郭静:《生态文明建设需超越资本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24日，第2版。

[9]朱启贵:《国家生态文明政策体系构建研究——关于“美丽中国”的可操作层面探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0期。

[10]周冯琦:《生态文明重在制度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9日。

[11]譬如美国学者萨伯在其名著《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中提出的一个著名法理学公案:几名探险者进入岩洞，发生山崩，被困二十多天。为了活命，他们约定以掷骰子方式吃掉其中一人。最终获救的生还者面临杀人罪的审判。富勒和萨伯两位法学家为此案虚构了十四名法官的不同判决意见，其中观点纷呈，论题覆盖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哲学、宗教、道德、人情、生物等层面，并涉及诸多法律难题，包括紧急避险、正当防卫、契约自由、功利主义、生命尊严、杀人权利、罪与罚、规则与常识、理性与情感、赦免与管辖、解释与推理、政治与民情等等，集中展现了正义的多重维度和矛盾纠葛，是进入法律思想堂奥的最佳门径，也是极富刺激的思维游戏。（参见谌洪果:《有关“爱与正义”》，《南方周末》2012年8月30日“阅读”版）

[12]譬如著名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著、罗念生译，收于《罗念生全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正义的冲突”的故事:安提戈涅主动挑战城邦法令，安葬因叛国而战死的哥哥。正义的冲突由此展开。在审判的那场核心对话中，受审者安提戈涅以神圣的律法为依据，宣布国王克瑞翁颁布的实在法没有正义可言，因而无权判定她的行为有罪。然而，不容否认，克瑞翁的立法也有着正义的逻辑。这是这部悲剧作品的震撼所在:两种正义、两种伦理观、两种善之间产生了必然的对抗。安提戈涅真正反对的并不是克瑞翁，而是导致整个家族承受俄狄浦斯诅咒的那个无所不在的命运，即她口口声声所依赖的神法本身。克瑞翁不幸成为安提戈涅实现爱的正义的工具。安提戈涅通过人生中最悲壮的反叛行动，试图证明自己不容玷污的高贵和荣耀。争取正义的代价无比惨烈，却使生命的跫音响彻寰宇。（参见谌洪果:《有关“爱与正义”》，《南方周末》2012年8月30日“阅读”版）

[13]譬如《约伯记》（收于《智慧书》，冯象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记载:约伯本是德高望重的义人，却无故遭遇各种天灾人祸，失去万贯家产、儿女亲人，最后全身长满毒疮，饱受病痛折磨。全知全能、良善公正的上帝为什么容许苦难存在？坏人凭什么蒙福，好人为什么受苦？没有因果报应的法则，正义将如何实现？正义的关怀与人间最真切的苦痛幸福的情感体验有何关联？所有这些振聋发聩的问题，在《约伯记》中都得到了最深刻、最剧烈的戏剧化表现。它告诉我们:好人也会受苦，这是个残酷的现实，但是，苦难不一定是惩罚，正义的奥秘超越了人的视野。重要的不是被苦难压倒、抱怨和绝望，而是要从苦难中学习自由与爱、信心与尊严。人类在痛苦中会获得宝贵的审视正义和自我的机会。（参见谌洪果:《有关“爱与正义”》，《南方周末》2012年8月30日“阅读”版）

[14]以“诗性正义”为名的书最著名的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的论著《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考察了文学想象如何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需组成部分。在一个“理性”、“效用”和“科学”占据主流话语的社会中，小说还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情感还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象力是否能够促进更加正义的公共话语，进而引导更加正义的公共决策？作者以优美而犀利的文字回答了这些问题，将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努斯鲍姆表明: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

[15]何怀宏:《正义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良序的最重要标准》，《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1月24日。

[16]Leo Strauss，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160.

[17]［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页。

[18]Aristotle，Ethics.Translated by J.A.K.Thomaon，Penguin Books，1955.p.178.（也可参见中文译本《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19]［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0]［美］莫蒂默·阿德勒:《西方名著中的伟大智慧》，王月瑞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21]［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6页。

[2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23]许纪霖:《世间已无罗尔斯》，载http://www.chinese-thought.org/zttg/0501_les/001313.htm，2006年7月28日。

[24]汪行福:《马克思正义观的规范制度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日。

[25]［印度］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译者前言。

[26]乔洪武、曾召国:《从“完美正义”走向“增量正义”——评阿马蒂亚·森的〈正义的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23日，第B01版。

[27]任思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池本幸生:理性民主的讨论是使社会趋近正义的有效手段》，《文汇报》2013年2月18日9版。

[28]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80.（也可参见中译本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29]［美］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1页。

[30]徐品飞、张嶂、肖明:《德沃金复旦大学讲学纪要》，《清华法学》2002年第1期（也可参见“正来学堂”网站的“德沃金复旦讲学纪要”http://dzl.ias.fudan.edu.cn/Show Article.aspx？id＝4608）。

[31]俞可平:《影响未来的五大议题》，《中国改革》2013年第1期。

[32]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33]扈海鹂:《中国消费时代的“阅读”与思考》，《学习时报》2009年11月24日。

[3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35]转引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页。

[36]陈丹青:《两千年文脉已断》，载凤凰网http://culture.ifeng.com/renwu/special/chendanqing/chendanqing/detail_2011_06/30/7354848_0.shtml，2011年6月30日。

[37]陶东风:《文化发展需要打破政府迷思》，载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704.html，2012年12月8日。

[38]洪蔚:《理想三重奏》，《中国科学报》2013年1月1日，第26版。

[39]王晋军:《为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访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教授》，《中国文化报》2013年2月25日，第3版。

[40]郑寒月:《赵启正谈中国文化之世纪责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3月6日，第7版。

[41]饶宗颐:《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郑炜明整理，《人民日报》2013年7月5日，第5版。

[42]当然，“文化正义”除了以上涉及社会层面的外源性因素之外，还包括涉及个体层面的内源性因素，譬如说某人具备了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具备了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说他本人具备了坚守“文化正义”的能力，其个体的“文化生存”品质很高。

[4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9日，第2版。

[44]孙立平:《中国改革的方向在公平与正义》，载http://people.chinareform.org.cn/s/slp/media/201211/t20121102_153953.htm，2012年11月2日。

[45]俞吾金:《培植公平正义观念的文化土壤》，《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46]孙立平:《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载http://business.sohu.com/20130312/n368510322.shtml，2013年3月12日。

[47]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0页。

[48]［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202页。

[49]［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

[50]赵敦华:《赵敦华讲波普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5—80页。

[51]［英］大卫·波义耳:《为什么数字使我们失去理性》，王磊等译，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52]［美］达莱尔·哈夫:《统计数字会撒谎》，廖颖林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53]［英］大卫·波义耳:《为什么数字使我们失去理性》，王磊等译，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54]方军:《被数字控制的世界》，北京统计2005年3期。

[55]［美］查尔斯·塞费:《数字是靠不住的》，佘引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56]［英］大卫·波义耳:《为什么数字使我们失去理性》，王磊、李航译，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57]［美］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等:《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阮江平、王海昉译，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58]陶东风:《文化发展需要打破政府迷思》，载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704.html，2012年12月8日。

[59]茅于轼:《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

[60]俞可平:《影响未来的五大议题》，《中国改革》2013年第1期。

[6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第21页。

[62]《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贫富差距正扩大》，载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2/0915/c1008—19015513.html，2012年9月15日。

[63]吴敬琏:《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载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20903/091613027382.shtml，2012年9月3日。

[64]吴敬琏:《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载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20903/091613027382.shtml，2012年9月3日。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2页。

[66]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67]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68]《习近平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载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7/24/c_116670797.htm，2013年7月24日。

[69]尹建军:《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学习时报》2012年7月2日，第3版。

[70]［法］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1]《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载http://www.gov.cn/zwgk/2012—10/10/content_2240096.htm，2012年10月10日。

[72]吴敬琏:《我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载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20903/091613027382.shtml，2012年09月03日。

[73]周其仁:《改革的逻辑》自序，《中国经济学人》2013年8月3日，http://cul.qq.com/a/20130731/006562.htm。

[74]《以更大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8日。

[75]印度诗哲泰戈尔曾有“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的诗句。

[76]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454页。

[77]龙应台、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78]“托克维尔定律”的核心:革命如果发生的话，也很少是在社会状况最糟糕的时候发生，而总是在状况改善的时候爆发，尤其是改革使得物质条件改善之时。改革是否会触发一系列不可控制事件，从而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这种潜在风险值得警惕和认真对待。《旧制度与大革命》揭示这样一种反讽:法国思想家从平等的理想出发，法国大革命却以比革命之前更为集权和专制的政府告终。法国思想家“错误地把一个拥有丰富历史传统的国家当成了一张白纸，试图根据自己内心的欲望去描绘‘最美丽的蓝图’”，结果当然是血腥的恐怖统治。而在无政府条件下，对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救世主的找寻。

[79]“亨廷顿悖论”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美国政治思想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2008）通过研究发现，对于致力现代化的国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同时，多元文化主义自身并不能证明其正确性，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文化语境。

[80]《法国大革命为何以独裁统治收场？》，载http://view.news.qq.com/zt2012/fgdgm/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2012年12月19日。

[81]［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82]《美媒:中国打喷嚏　世界就感冒》，《环球时报》2012年9月20日。

[83]［美］葛凯:《中国好，世界就好？》，陈琇玲译，台湾高宝书版集团2011年版。

[8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109—114页。

[85]乌尔里希·贝克先后出版了四部与“风险社会”论题密切相关的著作，分别是《风险社会》（Frank furt am Main:Suhrkamp，1986）、《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Cambridge:Polity Press，1995）、《世界风险社会》（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批判性议题》（London:Sage，2000）。

[86]［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英文版Risk:Towards a New Modernity，译者为Mark Ritter，由伦敦的Sage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

[87]史安斌:《全球化、风险社会与中国的文化安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3月下。

[88]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王俊秀、杨宜音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

[89]袁铁成:《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　危机处理系统跟不上危机爆发步伐》，《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9日，第2版。

[90]李章军:《习近平: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人民日报》2013年6月19日，第1版。

[91]《马云:担心我们这么辛苦　最后所有挣的钱是医药费》，载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ybl2013/20130222/7692145.shtml，2013年2月22日。

[92]《〈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茅于轼新书三问中国》，载http://cul.022net.com/2013/143/4/0127094431809150.html，2013年1月27日。

[93]刘胜军:《中国改革再次走到转折点》，载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7319，2012年11月6日。

[94]“李克强经济学”的英文单词Likonomics是由时任海外投行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于2013年6月底提出的，用来指李克强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概念甫一诞生，便具有属于自己的旺盛生命力，所孕育的改革正能量令人期待，它代表着用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李克强经济学”是继2010年末《经济学人》杂志推出一项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新指标——“李克强指数”（Likeqiangindex，即通过三个指标来追踪经济动向:铁路货运量、用电量和银行已放贷款量，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减少对宏观经济的误判）之后又一个有国际影响的财经名词。

[95]《外媒:雾霾判中国增长模式死刑》，载http://news.163.com/13/0130/03/8MEHFE3I00014JB6.html，2013年4月8日。

[96]张维迎:《通往市场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1页。

[97]张维迎:《通往市场之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1—2页。

[98]温家宝:《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载http://news.tsinghua.edu.cn，2012年9月14日。

[99]温家宝:《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载http://news.tsinghua.edu.cn，2012年9月14日。

[100]俞可平:《影响未来的五大议题》，《中国改革》2013年第1期。

[10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9日第3版。

[10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9日第3版。

[10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9日第3版。

[104]刘湘溶等:《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0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9日，第2版。

[106]刘湘溶等:《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6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3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565页。

[109]方世南:《生态权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大亮点》，《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5期。

[1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111]方世南、曹峰旗、王海稳:《马克思恩格斯弱者权益保护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94页。

[112]张兴成:《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书屋》2003年第10期。

[113]［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连树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14]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页。

[115]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克拉孔于1952年合著了《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书中罗列了从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至少有164种（转引自卢克斯:《关于合理性的若干问题》，罗伯特·鲍柯克、肯尼思·汤普森编《宗教与意识形态》，龚方震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26页）。

[1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发展十年实用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117]方李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文化生态”的构成》，载中国艺术人类学网ht-tp://www.artanthropology.com/n35c7.aspx，2013年5月8日。

[118]徐建在《国内外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综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6页）一文中指出:从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两个视角，即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主要研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和文化哲学（主要研究文化具体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视角。

[119]严俊杰、黄正泉:《“两型社会”的文化生态学思考》，《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20]毛海莹:《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海洋民俗传承与保护》，《文化遗产》2011年第2期。

[121]王长乐:《论“文化生态”》，《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

[122]吴圣刚:《论中原文化生态及其生成规律》，《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23]徐张杰:《“文化生态”及其“价值标准”的相对性浅议》，《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24]中国学者关注“文化生态”问题已有20多年。起先是从文化专门史研究角度，譬如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指出:“文化生态（或称文化背景）主要是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其使命是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适及内在联系”，并提出文化生态的三个层次:“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与“社会制度环境”（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制度等结合而成的体系），认为在文化生态这一统一的系统中，“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诸生态层面不是各自单线影响文化生成，而是通过组成生态综合体，共同提供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大略格局和走向”。后来多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譬如方李莉在《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3期）一文中专论与自然生态不同的文化生态问题，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5期）尝试构建文化生态学理论体系，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上编”专论“中华文化生态”，等等。

[125]［德］塞缪尔·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46页。

[126]［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127]文化生态学是随着20世纪中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从分离、对抗走向融合的趋势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型学科，最早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海内斯·斯图尔德（Julian Haynes Steward，1902—1972）于1955年在其理论著作《文化变化理论:多线性变革的方法》中提出，他首次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文化研究，重在研究“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斯图尔德重视文化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和由此形成的文化多样性，认为这些各有其核心属性的不同类型文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进化顺序，它们是平行发展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文化生态学汲取了生态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营养基础，并得到了越来越多专家的重视，逐渐形成一门新的学科。

[12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页。

[129]龙应台:《什么是文化？》，载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ongying-tai.html，2013年5月1日。

[130]约瑟夫·奈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软实力”随即成为冷战后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专有名词。在2004年出版的新著《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他又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了补充。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其核心理论是:“软实力”发挥作用，靠的是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迫别人做不想做的事情。

[131]《美情报委:2030年美霸权结束　中国成最大经济体》，载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2/12-11/4400150.shtml，2012年12月11日。

[132]［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133]《世界软实力排行榜　英国居首中国第22》，《京江晚报》2012年11月20日，第A18版。

[134]罗万·卡里克:《〈澳大利亚人报〉:李光耀警惕崛起中的中国》，王晓雄译，载http://voice.inewsweek.cn/weibo-1224.html，2013年2月20日。

[135]许纪霖:《文明养成，富裕之后的国人考题》，《新华日报》2012年2月15日，第B07版。

[136]《龙永图东大演讲:精英都愿到中国留学才叫影响力》，《扬子晚报》2012年5月27日。

[137]胡军:《文化:软实力、硬实力及其相互关系》，《北京民进》2008年第6期。

[138]欧阳谦:《葛兰西主义与文化政治学》，《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39]［德］齐美尔:《现代人与宗教》，曹卫东等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第25页。

[140]叶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时代》，《光明日报》2011年12月7日。

[14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发展十年实用指南》（198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142]［美］吕晓波:《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中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年8月24日。

[14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9日，第2版。

[144]俞可平:《影响未来的五大议题》，《中国改革》2013年第1期。

[145]刘敏:《赶快收拾人心》，《长江日报》2012年7月31日社论。

[146]转引自王容芬:《马克斯·韦伯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社会学理论》2009年第1期。

[147]［德］马克斯·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48]阎克文:《韦伯眼中的政治》，《南方周末》2009年6月3日。

[149]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载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005219982.html，2010年5月21日。

[150]龙应台:《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对“国际化”的思索》，《联合早报·早报周刊》2003年7月6日。

[151]刘梦溪:《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文汇报》2005年12月4日，第6版。

[152]杨亚军:《重塑道德需要自上而下推动》，载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4/19/c_121320603.htm，2011年4月19日。

[153]《中国游客:有钱没素质的典型》，载http://data.163.com/12/0909/20/8B037T8800014MTN.html，2013年5月1日。

[154]《日本人对中国人印象调查:有钱爱国　随地吐痰》，载http://news.163.com/12/0928/04/8CF9O4PO0001124J.html，2013年5月1日。

[155]恰如骆玉明先生在其编著的《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所述的那样“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政治的疯狂”与“经济的挤压”同样使人格、世道全部扭曲变态。

[156]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污官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

[157]《最愤青的老师:郑强》，载中国青年网http://edu.youth.cn/zt/teacher/zshy/200909/t20090910_1020307.htm＃，2009年9月10日。

[158]朱学勤:《愧对顾准》，载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网站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7382，2005年7月3日。

[159]杨德豫:《旧交心为绝弦哀——记杨公强先生》，《书屋》2010年11月号。

[160]风清杨:《于丹为何被北大学生嘘声轰下台？》，载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2111971254.html，2012年11月19日。

[161]许纪霖:《莫言式的生存智慧》，香港《苹果日报》2012年10月21日副刊“苹果树下”。

[162]刘梦溪:《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63]顾准:《顾准日记》，陈敏之、丁东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164]徐友渔:《“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是普世准则》，《新京报》2013年7月13日，“书评”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