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城改造的拆迁与新旧更替的负罪

一、旧城改造的拆迁与新旧更替的负罪

世纪之交以来的10多年里，耳闻目睹的城市“旧貌”变“新颜”，多半是“旧城改造”工程，而少有“旧城修缮”项目，甚至连“修缮”说法都十分罕见。究其原因，主要是将旧城“夷为平地”、拆掉重建的“旧城改造”方式，呈现的毕竟是平地起高楼，在建筑面积“凭空”增加、开发商有钱赚的同时，那些玻璃幕墙的新楼和宽敞笔直的马路，又是政绩的“写照”和光鲜的“脸面”。

不少城市的“旧城改造”中，若遇一两座建筑属文物保护对象，稍好一点的做法，便是将其“孤立”起来，变成一片新房中的“旧牌坊”；比较恶劣的做法，则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殊不知这旧城“改造”好唱、旧城“修缮”难和的局面，恰好是对城市文化生态的破坏，也是对城市资源的一种浪费。正如前些年新闻媒体所报道的“浙江定海古城被夷为平地，北京相当一批四合院被拆毁，桂林又有玻璃幕墙取代过街楼”等，其实就提出了我们该如何看待城市生态环境的问题。诚然，“旧城修缮”也许会比先拆毁、后重建的“旧城改造”难度大、花钱多并需要更多的智慧。但若每一代建设者都重“改造”轻“修缮”，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到雄伟的长城或壮丽的故宫吗？还能看到湘西古城、江南民居、边陲风情及众多人文古迹建筑吗？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1953—）曾多次谈及他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平民权利的看法:“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1.4亿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19]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法国奥斯曼式的“大迁徙”，动用国家权力将城市贫民彻底驱赶。可这一方式显然不符合城市发展的正常形态，任何一个健康发展的城市都不可能只是一个完美的镜像。时至今日，欧美城市的主要城区中都存有贫民社区，穷人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城市中。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底层人民也同样拥有在城市中居住下来的权利。而当下中国正在复制的却是一条已为人摈弃的奥斯曼式的道路。一系列的城市改造计划以“改善生活条件”、“美化城市景观”为由大兴土木，不仅挑战着城市人群的生存权利——特别是“强制拆迁”，更破坏着城市中本应多样的生活形态与本应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我们必须尽早而彻底地纠正这一错误方式。

凡是到过发达国家的人均有这样的体会:那里的经济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可整个城市还是以古老建筑为主，只不过建筑内设施现代化，让住老房子的人也能享受现代文明。这样的城市往往因人文资源的丰厚，使得旅游业长盛不衰。同样，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古城丽江游览，不但可以欣赏到美仑美奂的成片古建筑街区，更可领略到古朴、自然的民俗风情。丽江古城内有数不清的纵横街道，街的两侧小巷逶迤，拐进去，小道羊肠，走不完的弯与曲；星罗棋布的院落门户家家洞开，院内不起眼的门口，经常可以看到坐着一位纳西族老太太，身后的门像山洞一样深幽幽的，但跟着老太太朝里走，一阵曲径通幽，忽然进入一个阳光明媚的花园，堂堂正正的“三房一照壁”。庭院的花盆里盛开着牡丹、山茶、玫瑰，漂亮的黄犬懒洋洋地躺在门口^[20]。当然，游人还可以品尝千百年流传未改的白族三道茶，欣赏当今一绝的道教古乐和唐明皇的两大法曲之一《紫薇八卦曲》以及李煜^[21]的《浪淘沙》等古曲。这一切，展示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古文化生态场景。事实证明，越有能力的国家，越有办法透过现代的科技，让城市的人还可以有“小桥流水”；越没有能力的国家，在追求发展、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会把原来的“小桥流水”被破坏掉^[22]。当然，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须在“国际化”中经验自己的“小桥流水”。

遗憾的是，对古建筑的文化生态保护得好的范例，在现今的城市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却寥若晨星，倒是人为毁坏古建筑、制造空壳古董的现象愈演愈烈。有的城市为使土地升值，不惜在历史文化遗产密集的区域进行房地产开发；有的为满足现代城市中高速、便捷的交通需要，改变历史城市的格局和风貌，甚至拆除或迁移文物古迹；有人用现代城市规划目光衡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古迹，在改造中改变文物建筑的周边环境，使之成为孤立的陈列品；还有一些地方在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区域建设时，没有先期进行必要的考古发掘，导致永久性的失误……于是，令人忧心的消息不时传来:襄樊的宋明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福建的三街七坊名存实亡，定海明清建筑群被拆毁，昆明大观街、武成路等历史街区被新建的楼群代替，周庄古镇旁一条新建马路使申报世界历史遗产搁浅，山西的乔家大院等古民居建筑虽在却成物是人非的空壳古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