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的博弈与文化多样的准则

一、文化生态的博弈与文化多样的准则

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区域现实人文状况的反映，它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优化，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多样性状态与格局。对人类而言，如同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平衡一样极其重要、必不可少。一个物种的灭绝是非常重大的损失，一种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灭绝同样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文化多样性保护涉及空间、时间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应注重文化生态的异质化选择、可持续发展以及保育机制的形成。我国城市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刚刚起步，保护工作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管理亟待完善，城市文化生态保护与更新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因此，理论工作的前端任务是:明确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文化的形态多样化属于“显性”问题，关键在于“保护”与“更新”，而诸多文化形态内部之间还有一种“隐性”的博弈与共生关系，关键在于“平衡”与“改善”；前者主要是处理新旧关系，而后者聚焦于良性态势的保持。文化生态研究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这对文化生态保护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论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为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提供理论基础^[28]。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导致西方经济强势国家的文化全球化（或曰“文化西方化”）的危机日益尖锐。正是认识到这一危及人类的文化情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发出《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Cultural Diversity，2001年11月）及其《行动计划》，强调要从文化多样性的实际树立文化多元化观念，因为“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它要求人们必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尊重少数人群体和土著人民的各种权利”；重申“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强调“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认为尊重文化多样化是人类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这个认识的高度上，对“越来越受到破坏威胁”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和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公约。《宣言》首次将保护和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提升到国际社会应接受的基本伦理准则高度，有史以来第一次承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指出各社会群体和社会均有创造、传播自己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基本权利。《宣言》及其相关的“行动计划要点”的发表，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文化界对文化多样性、现代文明与“文化冲突”的普遍关注。世界各国也相信，一个在文化表现上更丰富多彩的世界对所有的民族都更为有益。

在此基础上，五大洲各国政府再接再厉，终于把上述仅具道义约束力的《宣言》变成了一份法律约束力更强的《公约》，表达了世界各国愿为此采取有效政策措施的共同意愿。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上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该公约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强调各国的文化主权平等，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它使人类有了更多的选择，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股主要推动力。此外，《公约》还肯定了当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的时候，各民族国家有采取政策手段对其进行防范的主权权利。该《公约》为促进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依据。今天的国际关系中竞争的性质是很强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人类许多自古以来各自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面临窘境。因为经济实力弱小，一些国家的文化特征、价值观、生活的意义乃至整个生活方式也陷入危机。全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状态正在恶化，这样的现实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警觉。

文化是“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的。文化生态平衡与保护，除了这些外在的“公约性”规范，还应该在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做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观与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改变世界、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的过程中，事物的内因才是主要的，外因需借助内因发挥作用。所以，如何保持与发挥文化生态系统内部的活力与创造性、尤其是精神文化的良性生成，才是文化生态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要特别强调城市多重文化的流动、融合和协调^[29]，从尊重生命存在和维护族群正义的高度，努力确立和保障人的多元选择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