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的整体与人文文化的低迷

一、文化生态的整体与人文文化的低迷

文化是思想的载体。从文化哲学的学理上说，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为文化所创造；正所谓“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正是由于文化，人才实际上由动物变成了人，而不全是由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所说的“理智”或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主义物种意义上的“进化”。就此意义而论，文化濡化了人，文化也铸就了人的精神世界。良性的文化生态格局的形成，既有外在的多样化又有内在的包容性，“和而不同”与“兼容并包”并蓄。当前，我们尤其要防止借保护文化多样性之口行毁坏人文生态之实，降低人类精神文化的品质。

文化生态不仅包括建筑、道路、人居、交通、广场、商贸等物质结构，同时它也包括人文精神、历史文化的内容，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产业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良性文化生态，应该立足于当今时代，参照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生态平衡办法与衡量标准，突显作为“文化”核心的人的精神、人的内涵、人人关系与人物关系方面的质量与进化，不是仅仅描述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而是透过这些外物研究人自身。儒学大师梁漱溟（1893—1988）曾经说:“一种文化决不仅是地理上某空间、历史上某时期的那一大堆东西，其中必然还蕴含着一种意义或精神，这种无形的存在便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是维系一个民族成为统一而不破灭的群体所必需的内在纽带。”^[33]事实上，文化的兴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重要标志，在综合国力上单纯以经济、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为评价标准的时代已经不再。

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认为: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是寻求文化生态平衡，发展时代要在雄辩的文艺和亲和的文艺之间寻找平衡，消费时代要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寻找平衡，全球化时代在英美文化的影响和保护传统文艺之间寻找平衡。王蒙提醒人们，现在的文艺创作表面上很繁荣，甚至处于一种作品泛滥、爆炸的状态，但精品同时也被淹没了；王蒙呼吁“不要让曲艺被泛滥的传媒包装掩盖”^[34]。不过，任何文化都是在互相抗衡的机制中诞生的。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所说，文明起源、生长于“挑战与应战”^[35]。当代人文文化的低迷，反过头来会促使一些文化精品的问世；从文化的生成来说，也存在着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不必太悲观。

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社会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大众文化在体制默许及市场笼罩下迅速崛起，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已成强势，取代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并以快感美学的时尚趣味影响着广大民众。然而，遵循消费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却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同时，在市场经济理念与消费主义观念的冲击与渗透下，身处“后革命氛围”中的官方文化势力超强，民间文化明显疲弱，其制衡与创生功能往往隐身于虚拟层面甚至走向主动的暧昧；中国传统的内陆文化具有较强的“超稳定结构”，开放性的海洋文化在民族文化整体中所占比例较小，海洋文化自身内含的偏狭性或曰岛民意识悖论也影响海洋文化光明性的发挥。

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空前复杂地交织着多元文化因素，对传统经典观念的颠覆和对深度追求的消解成为潮流，经典文化的失宠与衰落已成事实，当代文化趋向于从意识形态的等级转向世俗消费的民主、从精英掌控的标准转向动态选择的趣味。但是，肯定物质欲求的合理性与个体选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放弃整个社会共同追求的公共理性；艺术与文化产品除了用作世俗消费外，还具有更深层的伦理层面的追求，具有超越现实、展示存在的可能性的需要。文化应该不断扩展人们的视野，帮助人们以新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自己，力求促进审美多样性的形成，但是，视野的急遽扩展也会带来预想不到的审美不适、价值混乱等文化恶果，加剧多元现代性本已复杂的程度，增加文化价值判断的难度。尽管迥然各异的文化观的有效性存在，可以使文化与审美始终保持着一种走向多样性的可能；清醒而谨慎的文化乐观论也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富有远见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具有穿透性的文化反省更让人敬佩。媚俗艺术的受宠，加剧了多元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凸现了文化亟需扩大视野的时代诉求；它也许契合了特定人群在特定时段、特定情境下的文化心理，譬如无厘头文化和青春期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本身的时空局限性和对个体世界观的影响之微是显而易见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