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筋疗法源流

在《黄帝内经》中第一次出现了“经筋”的字样，是经筋理论体系和经筋疗法的起源，奠定了经筋疗法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十二经筋的走行、病症疗法等相关内容。经筋疗法有推拿手法、针刺、艾灸、拔罐等多种治疗手段，随着这些治疗手段的发展，经筋疗法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实践不断得以充实与完善。

其实，早在公元前13世纪甲骨文中就出现过“手病、臂病、关节病”的字样，那时候的人类一般都居住在阴暗的山洞或露宿于潮湿的地面，并且以体力活动居多，长期劳作后便出现四肢关节疼痛。在古代原始社会里，人们通常减轻疼痛的方式是用手捶打按摩或用石块叩击揉按身上酸痛的部位，这便是推拿手法的起源，而当时以砭石作为医疗工具也是在那些年代所创造出来的。

春秋战国时代，医疗工具从砭石慢慢演变成了金属针具，同时火灸、热熨的治疗技术也已广泛用于治疗疾病，这些治疗方法为经筋理论和经筋疗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为经筋疗法起源的《黄帝内经》，其具体成书年代一直存在着分歧，不少学者认为其出现在秦汉、三国时期，《黄帝内经》中记载有大量有关推拿及针灸的文献，是对殷商以来较完整的理论总结。其中很多理论都被视为经典，并沿用至今，例如，“诸筋者皆属于节”及“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阐明了经筋具有“束骨而利机关”的作用，即能够约束骨骼的活动，并保证关节的正常功能，屈曲或旋转等运动。《黄帝内经》记载的经筋病候有“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转筋” “其病当所过者支痛筋转”“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阳急则反折，阴急则俯不伸”，则进一步说明经筋与关节的屈曲及肌肉活动有关，病症与十二经脉略有不同，多表现为疼痛以及关节活动障碍。《黄帝内经》还对经筋的病理进行了分类，将经筋的病理变化分为筋急、筋纵、筋痿等。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仲景撰于公元3世纪初的医学专著，阐述了外感热病的治疗规律，同时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其中《辨痉湿暍病脉证》中记载“故凡六经筋病，皆得以痉称之，其因于风寒者……”。《伤寒论发挥》三阳三阴分经名意中记载：“故灵枢经脉经筋两篇，并冠以经者，以筋之与脉，皆分经而行，非筋脉之外，别有所为经也”。张仲景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同时为其他中医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理念，并在书中对治疗痛症提出了“阳证宜针，阴证宜灸”的辨证思路，这对于经筋疗法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传说为战国时期扁鹊所作，解释了《黄帝内经》中之疑难者，丰富了经筋疗法的理论体系。十四难中记载“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二十四难中记载“筋者，聚于阴器而络于舌本。故脉不营，则筋缩急；筋缩急即引卵与舌；故舌卷卵缩，此筋先死”等。

两晋南北朝时期，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成书于公元256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著作，内容大体取材于《黄帝内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 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详细论述了十二经筋循行分布、病理变化和治疗原则，是经筋疗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仅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经筋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而且将针灸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大推进了针灸治疗理论和技术的提高，并对经筋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隋唐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和交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对外文化交流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太医博士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总结了隋以前的医学成就，通过对各类病症的搜集、整理、归纳，予以分类。同时，从病理学角度为经筋疗法临床指导奠定了基础。在《诸病源候论》中论述筋急候：“凡筋中于风热则弛纵，中于风冷则挛急，十二经筋皆起于手足指，循络于身也，体虚弱，若中风寒，随邪所中之筋则挛急……”；金疮病诸候：“夫金疮愈以后，肌肉充满，不得屈伸者，此由伤绝经筋，荣卫不得循行也，其疮虽愈，筋急不得屈伸也”；风口噤候：“三阳之筋，并络于颔颊，足阳明之筋夹于口，诸阳为风寒所客，则筋急，故口噤不开也”等。

隋朝末期，杨上善对《黄帝内经》有着较深研究，编撰了《黄帝内经•太素》，是《黄帝内经》早期传本之一，其中提到了筋的分类，“筋有大筋，小筋，膜筋，维筋，缓筋等皆是大筋之别也”。其中五邪刺篇中记载了“坚紧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此所以解结者也。用针之类，在于调气”；提出为针刺的疗法，以调气为本，治疗经筋疾病在于解结。而在书中记载“转筋于阳，理其阳，卒针之；转筋于阴，理其阴，皆卒针”，将《黄帝内经》中“以痛为腧”的理论得以升华，为经筋疗法奠定了临床治疗的基础。

唐代医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该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其对于针灸孔穴的论述，规范了针灸治疗的标准。《千金要方》中“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或痛，即云阿是，灸刺皆验，故曰阿是穴也”，其首次提出阿是穴的选用，作为“以痛为腧”理论的延展，被后世运用于经筋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此外还提到了“同身寸”的理论，这大大提高了经筋取穴的准确性。

宋金元时期，始于公元960年北宋开国，经历南宋、金、元，约400余年。该时期比较重视对推拿手法的分析与研究，并对推拿手法的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与总结，推拿的治疗作用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而这一时期对于经筋疗法中阿是穴的临床应用得以拓展，王执中《针灸资生经》中有不少“以痛为腧”的实例，如“应手酸痛”治疗癫痫症用按压带脉穴等。

明代是经筋疗法发展的时期，也是推拿医学再度兴盛的时期。明初按摩科重新得到了合法化，明代太医院设十三医科进行医学教育，推拿成为十三医科之一。现存的推拿医学专著一般是从明代开始，出现了“推拿”一词，自此“按摩”改称为“推拿”已被公认。明代楼英在《医学纲目》中记载“以知为数，以痛为输者……但随筋之痛处为输穴，亦非如取经脉法有井荥俞经合之定穴也”，这一观点十二经筋在相关病症取穴上同十二经脉还是不同的，并将《黄帝内经》中“诸筋者皆属于节”的理论提升到“诸筋病皆属于节”。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提出针灸药摩并重的理论思想，十分重视按摩疗法，为其专立按摩一卷，医案中还有用手指按穴治病的记载，丰富了阿是穴在临床上的应用，同时提出十二经筋病的症状表现，如“肺经筋见多咳，主痰热”。张景岳在《类经》中明确了经筋的概念，提到“十二经脉之外，而复有所谓经筋者，何也？盖经脉营行表里，故出入脏腑，以次相传；经筋连缀百骸，故维络周身，各有定位。……以筋会于节也”；并提出了“十二经筋痹刺”的理论，对经筋病的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清代，经筋疗法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当时正骨科一些医家能在临床医疗活动中主动地结合运用一些推拿手法，经筋疗法是在临床实践及理论总结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而以“正骨八法”为代表的骨伤类手法在正骨科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中以清代吴谦《医宗金鉴》作为代表，其提出“夫手法者，谓以两手安置所伤之筋骨，使仍复于旧也，但伤有轻重，而手法各有所宜”，以及“盖一身之骨体既非一致，而十二经筋之罗列序属又各不同，故必素知其体相，识其部位，一旦临证，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论述了正骨疗法治疗筋伤，进一步明确了经筋疗法的主治范围。

随着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特别是国外的一些介绍推拿手法与理论的中译本或编译本的传入，丰富了推拿手法种类，充实了手法操作内容，对中西医手法的交流有着积极意义，这对经筋疗法的发展也起到了推进的作用，由于疗效显著，在民间广为流传使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府为中医及针灸推拿医学创造了新的发展环境，针灸推拿学科在医疗临床、手法技能及文献挖掘与利用、科学研究及学术传承等方面都获得了全面提高。而经筋理论与经筋疗法再次进入到医务工作者的视野中，探索经筋的实质，将经筋疗法广泛用于治疗运动系统、神经系统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疾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相对经脉理论的丰富与完整，经筋理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历代医家在各类文献中都有所涉及，但都是点到即止，未对其实质进行深一步的探索，但临床疗效显著，解决了目前医疗实践中面临的许多难题，成为中国医学古老而新兴的一门医学。根据现代中西医理论相结合的原则，中医经筋与西医解剖学中筋膜等相关组织具有相似性，通过各类现代化仪器设备及方法，一定能进一步充实和丰富经筋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