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三俗与审美物化的时弊

二、大众文化的三俗与审美物化的时弊

目前，电影、电视、网络是大众文化中最有冲击力的形式，它们几乎构成当代大众文化的主体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媒一方面给普遍民众带来无法言喻的自由快感，大众文化通过解放欲望曲折地达到文化政治的解放，这可能是通往民主的一个入口；但另一方面，电视对大众低俗趣味的迎合以及网络上随口乱说、众声喧哗的现状又给这一自由感打上了不祥的印记，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平庸化、低俗化甚至恶俗化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又作为范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给更多的人，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可怕的是，低俗的大众文化容易使一个民族群体性的文化心理和鉴赏习惯变得浮躁，用调侃的方式消减掉一个民族最宝贵的传统和最优秀的伦理观念，最后将造成民族精神的解体^[37]。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电影界的“三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市场独大”及其“有技术无艺术”、“有票房无口碑”、“养眼却不养心”的景观电影，电视剧界的“乏善可陈”与游艺文化的“低俗化”倾向，以及华语影视圈中整体性呈现的“经典作品戏说化”、“神魔小说妖媚化”、“革命历史‘色戒’化”、“底层题材恶俗化”等等现象，加剧了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视听混淆与价值混乱。最近几年，电影《左右》的“伪人道主义”、《苹果》的“伪现实主义”、《三枪拍案惊奇》的“低俗杂耍化”倾向以及电视剧《奋斗》的“八旗子弟化”等等，都值得警惕。如何引导当代影视生产出更多像《盲井》、《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钢的琴》、《走向共和》、《亮剑》、《闯关东》、《金婚》、《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之类有特色、不故意愚民的艺术作品，使中国影视文化能够更好地除劣去弊，赋予自身更多的精神价值、道德品位与人文蕴涵，让广大民众能够更多地汲取影视文化的丰富营养来建构他们的价值世界和精神家园，是一个亟需深入探讨的现实问题。

在消费时代，尽管艺术化与审美化对民众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但事实上，“艺术”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指，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也存在大相径庭的艺术品。我们决不能将“丰富的多元”当作“良莠不辨”的口实来混淆视听，以“审美转型”和“趣味创新”为借口来哗众取宠。“伟大的文学在其源头上是集市性质的”^[38]，通俗化是艺术发展的基本轨迹。比如从诗歌到小说、由文学到电影、再从电影到电视，艺术一直沿着通俗化的方向进行。但是，消费主义社会的问题不在于通俗，而是借“通俗”之名大行“媚俗”、“低俗”甚至“恶俗”之道，使得当代艺术面目全非。那些深谙如何玩弄漂亮辞藻、如何讲究绝妙形式的“艺术家们”把低级粗俗、封建落后、空洞无物的东西，改头换面地变成所谓的“艺术风格”。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优秀的艺术总是能让我们赏心悦目，而拙劣的艺术似乎也能让大众开心，“美”似乎是中性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其实不然，正像美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所说，只要我们能够将那些徒有艺术形式的艺术赝品所遮蔽的东西揭示出来，那么“美的中立性就表现为一种欺骗”^[39]。

再看看现在的中国文坛。作家们要么对自己的天赋过于自负而“小众化”，要么对自己的平庸过于满足而“帮闲化”，更甚者成为市场中的“食客”、“帮凶”或“蠹虫”——为“金钱”而不择手段、没有气节。据说，在作家圈里有一种行话，把当代作家分为吃“黄道”的、吃“黑道”的、吃“红道”的和吃“白道”的四种。“黄道”，就是专吃市场利润，什么卖钱就写什么；“黑道”，就是专吃西方政治饭，恨不得每部作品都被政府当局查禁，只要一被查禁，就能在西方行情看涨；“红道”，就是专吃管家饭的，围着领导转，下笔就专冲着政府设置的奖项去；“白道”，就是保持文学相对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几达洁白无瑕的境界。在市场导向、政治控制、评估管制下，学位、职位、职称、奖项、福利、文化宣传、出国考察等社会利益，对文学形成了强大的利诱和扭曲，那些忝列中产阶层行列的许多作家精于生存和写作策略，不再有大关怀、大感觉和大手段。我们难得看到有分量的悲剧作品，难得看到对生命的悲悯，难得看到深入而自由的思考以及个体化世界的独到创造。大部分作家“沉沦”于生活世界，他们的写作经验甚至开始寄生于报纸新闻，或是影碟动漫，炮制出了大同小异、数量惊人的“作品”。于是，算术的尺度成了文学的尺度^[40]。总之，中国文学的基本现状是——“作者缺乏思考能力和表达勇气，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致使文学创作日益脱离真切的社会现实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因此，很多文学批评家呼吁作家沉下心来，从日常生活中探寻历史演进的真理，让作品回归现实，回归人性^[41]。2012年是中国文学的幸运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后续“争议”——关于“文学性”的、关于“正义性”的——很大，但是，莫言获奖起码代表了大国崛起的“特定时代”里中国文学的“文化辐射力”在增强^[42]。在文化交往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文学质量与品格确实是一个关乎“文化中国形象”的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该积聚更多的“正能量”才行。

尽管文学、艺术对世界政治分歧和经济危机的直接、刚性的影响有限，但良好的文艺生态对人类精神成长的重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诚如文艺批评家仲呈祥（1946—）所说:“金钱可以买来一个民族物质上的美味佳肴，但绝对买不来一个民族健康的文化胃口。”^[43]如果不加分辨地任由文化经济化、艺术商业化，文化一味“化”钱，艺术止于“养”眼，艺术堕落为只满足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养”眼甚至“闹”心，将后患无穷。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票房等文化GDP“至上”的短视行为，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机会主义、市场资本主义与集团功利主义。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完全放弃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而只注重制造一种身体幻象、一味在轻飘的形而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娱悦中沉溺的文化定位，也许最终会使大众文化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所担心的“审美物化”中彻底丧失其自省的可能性，这才是我们进行大众文化批判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今天不是缺少弗里德里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所呼吁的对“美的形象”的需要，而是这种需要已经变成了日常的消费欲望；也不是缺少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所要求的“愉悦”、“完美”的文化产品，而是这些产品以现代技术才能创造的辉煌景观充斥了人们的生存空间。生活的审美化同时意味着文化艺术的商业化和人的内在性的消解，而自由也随之泛滥为无限制的消费——享乐欲望。可以说，当代大众文化的现实展开，并没有实现席勒向往的人性的完整和阿诺德所追求的对机械文明侵袭文化的抗拒，相反新的人性分裂和畸形却不断出现。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文化陷入经济单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这种可怕的背后是非人化与物化，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落和意义的虚无^[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