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的振兴与国家战略的导向

文化产业的振兴与国家战略的导向_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

二、文化产业的振兴与国家战略的导向

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活动，它本身也能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城市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创造了极为可观的经济效益^[60]。迎接文化产业的新时代需要文化自觉，文化的资本化和产业化是后工业时代的崭新课题。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可以说是后工业社会中知识转型的新方向。加拿大社会学家费尔南德·杜蒙（Fernand Dumont，1927—1997）指出:“经济本身不是目标，文化才是。”^[61]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竞争时代。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市场化的迅速普及，改变着文化生产、存储和消费的方式，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的多媒体、多频道化以及通信、互联网和广播电视融合的趋势，为文化内容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需求和广阔的空间。在文化发展面临着这些全新的经济、技术和国际环境的条件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均不相适应。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将发展文化产业及提高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文化传播支点。新世纪初，中国即宣告战略性文化产业政策正式形成，从此结束了政府垄断文化生产的官办文化时代，开启了政府和市场合作进行文化生产的全新时代。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既是对全球化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回应，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践探索和文化体制改革经验的结晶。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引发了中国文化体制的大面积改革，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新方向；2009年8月，国务院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许多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文化发展及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文化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确认文化产业合法性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代表着对前现代文化观念的去魅、对计划经济时期旧文化观的深层解构，它使当代中国文化政策获得了全新起点^[62]。而《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打造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平台，解决了放开市场准入、全民参与、扩大市场规模等核心问题，将为我国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大国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研究和解决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的空间开拓和时间接续等问题，能够为切实提升中国文化产业创新能力、增强国家软实力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持。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是产业发展政策、战略问题，制定一个具有前瞻性、战略性或者强调文化制高点的宏观战略；第二要解决好要素配置问题；第三要强化文化企业的主体地位，提高整个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形成体系健全、产业链条完善、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产业环境。中国还处于转型经济期，文化产业领域需要分析制度性障碍与行业、产业壁垒的不同，要抓住行业标准，消除技术壁垒，建立全国性的市场平台^[63]。

文化产业的“地基”是文化，而其“灵魂”则是创意。从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及其吸引力构成来说，“中国战略”应当强调民族特色和世界口味的兼顾，因为它既体现经济的地区性经验与全球性体验，也体现文化的民族元素与普世主题。另外，发展和振兴文化产业，我们还需要厘清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这两者其实是一体两面、同源共生的，文化产业的时尚化消费内容主要是美学化的品牌和内蕴艺术化创造的大众文化产品。毫无疑问，文化产业既具有“文化品性”也具有“产业品性”，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属性”明显存在“双性博弈”的特征。从积极角度看，文化产业的文化品性与产业品性的“双性博弈”能够成为“正合博弈”，其实质是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作性竞争，我们需要良性的财富流动也需要丰富的意义流通，正在进入发展快车道的中国文化产业应当努力避免“零和博弈”。文化经济的发展是文化与经济的高度交融及深度依存的结果，也依赖文化的价值认同及经济的制度依托；同时，精心设计和有限度的“政府规制”尤其是政策体系层面的引导、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战略推进，将会保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美国以好莱坞电影产业、迪斯尼文化产业、麦当劳文化等独领世界创意产业之先，其政府的政策引导、企业的创新战略等功不可没；从理论到政策再到实施，美国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目前，有些文化企业存在过分依赖有形文化资源、集约化程度不高和盲目发展、资源浪费与同质化竞争的问题^[64]。文化生活和文化创造提倡“低碳”，其指向就是拒绝各种巧立名目的大晚会、大制作，改变文化一次性消费、初级产品出口等文化创造、流通和消费方式，呼唤与“低碳”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出现，使低碳理念内化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生活之中，构建低碳的文化发展模式和文化生活方式^[65]。兴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不应该成为政绩工程的金粉，也不应该成为追逐经济利益的幌子，更不应该将公共财政和社会资金用于搭建伪文化的牌坊^[66]，因为这些行为都与低碳经济及绿色生活背道而驰。换言之，文化建设成效的衡量标准（尤其是实践标准）不应该变成文化设施和硬件建设的投入，这将蜕变为单一的“工程”标准，进而成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会从根本上弱化文化的价值与作用。

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文化产业实力上存在巨大的落差，包括生产总值、市场占有量、产业结构、研发投资、科技含量、产品与服务质量等的落差。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创新意识，在文化产业中积极发挥创新的优势，开拓新的市场。同时，转变以往的文化营销观念，积极促成新的文化消费群体的形成。研究中国文化产业衍生产品面临的挑战和战略对策，应从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治理、经济发展成本、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多个方面来思考。要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既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又要切实提高文化的创新力和市场转化力；既要以文化复兴与伟大的文明崛起为目标，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又要提升全社会的文化消费能力^[67]。文化观念虽然受到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某一文化传统或价值倾向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个影响认知和决策过程的相对独立的变量，成为引导人们观察外部世界和作出决断的棱镜。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首先应该进行深入的观念升级，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的整合优势，彻底调整原有的文化定位和产业定位，全面更新原有的政策体系；在世贸平台之上，推进中国完全市场建设并健全公平贸易的律法体系；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对生产主体和民间资本松绑并建立市场调控的谱系；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重塑中国形象。

中国赋予文化产业以战略地位，意味着文化领域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转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文化利益格局。文化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将给政治带来哪些影响？政治对文化产业发展又会具有哪些新的约束？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体两面，大众文化的大众性、通俗性、普及性和易变性特点，决定了卓越性不是它的主要追求；在全新的文化生产格局中，谁对文化卓越性的保持负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卓越性，使其与大众文化形成良性互动，并充分发挥其引导和提升作用？^[68]当前的文化氛围，以“文化消费”、“大众娱乐”为关键词，“收视率”、“票房”成为娱乐性文艺产品体现自身价值最直观的量化指标，这种状况造成的深层负面将影响若干年甚至会积重难返。文化产品的制作者和传播者应该做的不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理由屏蔽大众对不同文化的选择，不是有意无意地制造文化传播与接受上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市场体现价值”也不意味着文艺作品（或曰文化产品）要以自贬身价的方式迎合大众，而是要求我们为不同的文化产品和受众之间建立有效的连接通道，让真正有质量、有品位的精英文化产品与娱乐文化产品都有机会面对大众，选择的权利则交给大众。同时，娱乐性的文化产品也需要承担一部分主流文化责任，这主要体现在娱乐产品所表达的文化价值观、社会道德观应该与主流价值观、道德规范以及所谓“公序良俗”相适应^[69]。

【注释】

[1]［美］莫蒂默·阿德勒:《西方名著中的伟大智慧》，王月瑞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83、第283—284页。

[2]（美）莫蒂默·阿德勒:《西方名著中的伟大智慧》，王月瑞译，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284页。

[3]陈炎:《“文明”与“文化”》，《学术月刊》2002年第2期。

[4]陆学艺主编:《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

[5]Philip Bagby，Culture and History:Prolegomena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8.p.81.

[6]［美］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7]傅守祥:《城市规划: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学习时报》2011年1月17日第6版。

[8]蒯大中:《文化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9]龙应台:《干净的城市缺乏创造力》，《联合早报》2003年7月16日。

[10]傅守祥:《城市规划: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学习时报》2011年1月17日第6版。

[11]扈海鹂:《中国消费时代的“阅读”与思考》，《学习时报》2009年11月24日。

[12]［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1页。

[13]Iris Marion Young.Justiceand the Politics of Dif ference，Priceton:Priceton，NJ University Press，1990.

[14]任政:《城市正义:当代城市治理的理论逻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3日。

[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19日第4版。

[16]张颖:《中国发令新一轮城镇化》，《国际金融报·海外版》2012年12月17日，第1版。

[17]傅守祥:《城市文化生态不容忽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10日，第4版。

[18]蒙志军等整理:《大国崛起与文化复兴——岳麓书院讲坛首场会讲嘉宾演讲摘登》，《湖南日报》2013年5月7日，第11版。

[19]秦晖:《城市化与贫民权利》，《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5日。

[20]向明:《保护城市文化生态》，《广东建设报》2004年7月13日。

[21]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著名词人，被称为“千古词帝”。

[22]龙应台:《干净的城市缺乏创造力》，《联合早报》2003年7月16日。

[23]陈振濂:《要重视城市“文化生态”保护》，《科学咨询》2004年第3S期。

[24]傅守祥:《城市规划: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学习时报》2011年1月17日，第6版。

[25]陶世安:《“旧城改造”可以休止》，载http://www.people.com.cn/GB/we-nyu/68/20020420/713768.html，2002年4月20日。

[26]曾昭奋:《有机更新:旧城发展的正确思想——吴良镛先生〈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读后》，《新建筑》1996年第2期。

[27]单霁翔:《中国应建具伟大理想抱负的文化城市》，载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3-02/3713379.shtml，2012年3月2日。

[28]路幸福:《文化生态保护研究尺度与进展》，《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9]杨剑龙:《白玉兰与大苹果:上海、纽约都市文化之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30]自2007年6月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至今，国家文化部在全国正式挂牌的四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都叫“试验区”。

[31]刘登翰:《文化生态保护的几点理论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

[32]刘登翰:《文化生态保护的几点理论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

[3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34]2009年7月7日，王蒙在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纪念中国曲艺家协会成立60周年暨全国中青年曲艺家创作会议”上举办的专题讲座发言。

[35]［英］阿诺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6页。

[36]［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37]傅守祥:《仲呈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学林”版。

[38]［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

[39]［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0页。

[40]《吴子林答新华社记者关于莫言获奖的相关问题》，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40927b0101bbjh.html，2013年5月1日。

[41]《“莫言热”引发“冷思考”:中国文学期待融入世界》，载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0/13/c_113360644.htm，2012年10月13日。

[42]傅守祥:《“高密东北乡”的文化辐射力量》，《中国教育报》2012年10月19日，第08版。

[43]仲呈祥:《文化化人　艺术养心》，《成都日报》2011年6月27日，第15版。

[44]傅守祥:《欢乐之诱与悲剧之思——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之维刍议》，《哲学研究》2006年第2期。

[45]［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宋以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6]中共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47]叶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时代》，《光明日报》2011年12月07日。

[48]贾旭东:《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影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49]［美］罗杰·M.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北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50]龙应台:《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对“国际化”的思索》，《联合早报·早报周刊》2003年7月6日。

[51]龙应台:《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对“国际化”的思索》，《联合早报·早报周刊》2003年7月6日。

[52]叶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时代》，《光明日报》2011年12月07日。

[53]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54]俞可平:《影响未来的五大议题》，《中国改革》2013年第1期。

[55]（唐）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编:《群书治要》（卷二十六　魏志治要下），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原文是:“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

[56]［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57]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58]［美］萨缪尔森、［美］诺德豪斯:《经济学》，杜月升、张晓光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140页。

[59]傅守祥:《文化与经济交融》，《学习时报》2004年1月12日，第6版。

[60]蒯大中:《文化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61]Bernard Ostry，The Culture Connectio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Ful-ford.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78.p.160.

[62]贾旭东:《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影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63]张敬华:《让文化产业健康前行》，《中国文化报》2009年9月4日。

[64]任姗姗、徐馨:《2010文化给力中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7日。

[65]邓显超:《低碳经济视阈中的文化产业发展》，《长白学刊》2011年第2期。

[66]任姗姗、徐馨:《2010文化给力中国》，《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7日。

[67]张敬华:《让文化产业健康前行》，《中国文化报》2009年9月4日。

[68]贾旭东:《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影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69]王晓鹰:《娱乐有余，文化不足》，《人民日报》2010年10月28日，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