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之母的美学与审美正义的底线

伦理之母的美学与审美正义的底线_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

二、伦理之母的美学与审美正义的底线

正如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斯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所说“美学乃伦理之母”，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伦理真实更精确^[49]。诗与德、审美与伦理是人类生存价值的两个重要维度，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的解放”的重要标尺。人们以审美的名义开辟和追寻着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充分实现着人类的潜力，人们也以伦理的名义维护着秩序和稳定，保障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审美包含着伦理的反面，伦理包含着审美的反面。但是，从二者的根本任务——服务于人类更美好的生存而言，二者又是统一的。在西方的历史上，审美与伦理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呈现出统一与分离乃至冲突和矛盾的激化等复杂的变动情况。审美与伦理的划界、边界的消融，艺术的去伦理化、生活的审美化等无不潜藏着重要的人类思维范式、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也潜藏着人类何去何从的严峻问题。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审美与伦理都陷入困境，失去了与生存的密切关联，成了无论如何都与我们的生存无关的东西，丧失了它的严肃性。审美与伦理的去价值化、去深度化，无论是审美还是伦理，都是迷失。作为文化中具有批判性的一种，美学更应该在这样一个意义严重匮乏、形而上价值严重缺失的时代保持清醒，为陷于消费性审美的温柔乡而不自知的众生提供一种也许他们不会真正接受却是我们必须要提供的警示^[50]。正如德国美学家韦尔施（Wolfgang Welsch，1946—）指出的:美学对于生活，不应只是一种装饰关系，而应是伦理/美学的权威。美学的表面可能是装饰性的形式关系，但其内核却是伦理，它追求的目标是公正^[51]。韦尔施以“伦理/美学”伸张“审美公正”，为的是突出后现代的多元主义，总的精神是给予每一种审美形态以公平的关注、防止偏好，特别注意其中边缘化的甚至是“虚无”的东西。

虽然物质和精神是人生中均不可缺的两部分，但是，生活态度是决不可物质化的。相反，对生活中物质的追求却可以是审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理性的最高行动是一种审美行动”，“真和善只有在完美中间才能水乳交融”^[52]。只要人们愿意收敛、控制自己的欲望，我们就可以化解被物质化的生活所积聚的焦躁、抑郁而使其处于一种审美的状态。然而，个体审美化的人生当以不危害他人为底线、以珍爱生命为总线。著名人文学者徐岱（1957—）指出:正义感是最高端的伦理。有正义感的人，他不仅为自己，也会为天下而献身。伦理是一个谱系，它有高端和低端，高端的伦理是正义感，低端的是同情心。同情让人成为一个人，同情是一个人作为人起码的伦理底线^[53]。曾有一位功成名就的摄影记者，他有一件作品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非洲，一只凶猛的秃鹰、一个孱弱的小女孩，秃鹰从天际直飞向无助的女孩，恰逢遭遇不幸的刹那，这名记者按动了快门，成就了这幅震撼之作。这件作品在国际大赛上获了大奖，但是记者却因不能释怀的愧疚而自杀了，因为他不能忍受自己眼见悲惨的发生却选择了摄录而不是拯救。曾经，他那么珍爱他的相机、他的作品，他用那“第三只眼”表达着他对人生的态度，然而，正是这件“成功”的作品，却最终让他明白了“审美的底线”是什么。

当前，我们应该警惕那种后现代主义式的、灌注了绝对的相对主义和失败主义的“精神投降”——其“宽容最终几近于漠不关心”，其“人为的无深度性暗中毁坏了一切形而上学的庄严”；而这些正是使其作品对现在还没有变得如此玩世不恭和虚无的一个普通公众来说成为如此令人不快和不安的东西，因为很多人继续相信或者想相信艺术仍然有激励和提升的使命，或者哲学仍然必须寻求和发现人们赖以为生的真理。狭隘的精英主义和审美主义必须要改进，但是，后现代主义所谓“多样性现实的无穷多阐释与同等重要”导致的四处蔓生的混杂无序和打着平等旗号的“意义缺失”也是立不住脚的。近年来，“人们反复表达的一个忧虑是，个人除了失去了其行为中的更大社会和宇宙视野外，还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纬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换句话讲，我们受害于激情之缺乏。”^[54]

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冲击的当代文化，要完整无缺地退回到经典时代是不可能的。当代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既不能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也不能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它应该体现一种新型的“后人文立场”:在保留审美“在世性”成果的同时，呼唤基于伦理学人类学纬度的崇高、精神、净化、超越等“神性”元素的复归——为了在物质丰富后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真正走上全面发展之路；使面临大面积滑坡的“在世性”内蕴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以巩固人们的伦理底线、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世俗化与消费主义导致的人文精神大滑坡，结束了大众文化与人文艺术的蜜月期，情与理、内容与形式、经验与思想之间的张力在“娱乐至死”的氛围中走向松弛甚至消失。在这种情境下，保留审美日常化和大众化的正面成果，在多种快感体验中努力恢复精神快感的触动与悠长，借鉴著名德语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对存在状况执著拷问的“神性追求”，以精神神性或超越性对抗不断下坠的物质世俗性与技术凝固性，并将这种精神不坠的内涵重新注入流行的大众文化之中，在保留其外在形式美和趣味多元化的同时，努力提高它的思想性和艺术品位以增强其触动人们心灵的正能量，使大众文化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55]。

【注释】

[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5]［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6]［美］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7]［荷兰］佛克玛、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

[8]张杰:《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3期。

[9]傅守祥:《外国文学经典的跨文化沟通与跨媒介重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0]温家宝:《在中欧文化高峰论坛上的致辞》，载http://www.gov.cn/ldhd/2010-10/07/content_1716439.htm，2010年10月6日。

[11]［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编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12]［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页。

[13]［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页。

[14]［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15]转引自陈刚:《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16]朱立元:《“经典”观念的淡化和消解——对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审美文化的审视之二》，《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5期。

[17]［美］理查德·舒斯特曼:《通俗艺术对美学的挑战》，罗筠筠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9期。

[18]［英］特雷·伊格尔顿:《文学理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伍晓明译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译文略有改动）。

[19]关于美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的言论，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 Literaacy: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7；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Schuster，1987.

[20]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1943—）在《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描绘了数字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工作、教育和娱乐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其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跨入数字化新世界的最佳指南。这本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信息技术及理念发展的圣经，其流行和传播对上个世纪信息时代的启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尼葛洛庞帝向我们展示出这一变化的巨大影响。电视机与计算机屏幕的差别变得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成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相反，人们或他们的数字勤务员将把他们所需要的信息“拿过来”并参与到创造它们的活动中。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受制于键盘和显示器的计算机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我们能够与之交谈，与之一道旅行，能够抚摸甚至能够穿戴的对象。这些发展将变革我们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

[21]张杰:《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3期。

[22]康震、符均:《新文化格局与经典的命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23]舒圣祥:《“另类语文”是对经典的亵渎》，《新周刊》2004年第23期。

[24]传媒学者、“文化研究”一度的当红人物约翰·费斯克在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与电视》一文中，开篇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侧重的既不是审美，也不是人文的含义，而是政治的含义。文化在这里并不是伟大艺术形式中的审美理想，也不是超越时间和民族边界的“人文精神”，用来抵挡如潮汹涌的粗鄙污秽物质主义，而是工业社会内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包括此种社会经验的所有意义。费斯克这里的话或许是矫枉过正，强调“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将致力于启蒙和人文关怀的“大写的文化”撇在了一边，却突出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性。

[25]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

[26]［英］弗兰克·克莫德:《经典与时代》，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7页。

[27]陶东风:《80年代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28]［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29]刘岭:《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经典文本书写》，《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3期。

[30]李云雷:《重建“公共性”，文学方能走出窘境》，《人民日报》2011年4月8日，第8版。

[31]傅守祥:《外国文学经典的跨文化沟通与跨媒介重构》，《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期。

[32]傅守祥:《审美化生存——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33]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6页。

[34]［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百家》2012年第6期。

[35]［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36]［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37]Mike Featherstone.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1，pp.65—72.

[38]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39]Wolfgang Welsch.Undoing Aesthetics.trans.，Andrew Inkpin.London:Sage，1997，p.1.

[40]［德］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周晓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41]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1页。

[42]傅守祥:《后现代思潮中的现代性突围与文化品味差异》，《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43]傅守祥:《大众文化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

[44]［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45]徐碧辉:《美育:一种生命和情感教育》，《哲学研究》1996年第8期。

[46]应小敏:《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加拿大《文化中国》2008年第1期。

[47]［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48]朱大可:《大众文化的解密时代》，《文化的病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2页。

[49]［美］布罗斯基:《美学乃伦理之母——1987年12月8日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张裕译，载http://article.netor.com/article/memtext_15721.html，2013年5月7日。

[50]赵彦芳:《诗与德:论审美与伦理的互动》，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51]［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52]［前苏联］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小传》，卞伊始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0页。

[53]徐岱:《礼仪是作秀文化的来源》，载http://book.yzdsb.com.cn/system/2012/05/18/011717769.shtml，2012年5月18日。

[54]［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55]傅守祥:《审美文化视野中的大众文化审美存在与哲学批判》，《新华文摘》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