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美学的传统与形上品格的喜剧

二、悲剧美学的传统与形上品格的喜剧

传统美学对于悲剧的推崇，在某种意义上是“苦难美学”的一种延伸。用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话说，谁习惯于痛苦，谁寻找痛苦，英雄气概的人就以悲剧来褒扬他的存在。这种立论早已经不起批判美学的反思和审视。在当前这个时代，偏爱喜剧的人更多，喜剧较之悲剧的“正能量”也更大，喜剧似乎是一种比悲剧更具渗透性的人类境况，它可以闯入人类经验的两个极端:一端是人与动物几乎毫无区别的对“性”笑话或粗鄙体态的哈哈大笑，另一端则是跨入悲剧边界的“狂歌当哭”。诚如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所说的那样:“喜剧更具有活力、智慧和男子气概。”^[7]其实，早在18世纪，英国作家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就说过:“对于思维的人，世界是一部喜剧；对于感情的人，世界是一部悲剧。”^[8]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同样指出:“滑稽要求我们的感情一时麻痹。滑稽诉之于纯粹的智力活动。”^[9]著名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也表示:“‘喜剧的诙谐’，出发点是理智，而听者受感动也以理智。”^[10]显然，在人类的审美实践里悲情与喜悦各有其大展身手的舞台，两者的区别在于:“悲剧可以看作是对人的品德的考验，而喜剧则是对人的智慧的考核。”^[11]因此，相对于悲剧美学核心所在的悲悯的净化，喜剧美学重在智性的清透，而非纯粹的娱乐。

如果说悲剧是以“怜悯心”作为沟通桥梁，那么喜剧则是以直接的“可笑性”来辨识和反省特定的人生境况。在此意义上，喜剧其实较悲剧更不容易被真正理解。在审美实践里，正是由于这一点，赋予了喜剧具有一种较悲剧更为“形而上”的精神品格。就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所指出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幽默态度，它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天赋，许多人甚至没有能力享受人们向他们呈现的幽默的快乐”^[12]。在某种意义上，那种“会心的笑”不仅是人性的一个基本标杆，更是生命力的升华。在古希腊神话里，冥王哈得斯拐走了丰收女神得墨忒尔的女儿；女神的悲伤让大地一片荒芜，此时她的女仆雅姆作了个猥亵的手势将她逗乐，大地才重现生机。这是一个关于笑能增强生命力的故事，同时它让人联想到苏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1811—1848）的一段名言:“人们明白，伪善和欺骗从来不笑，而且戴着一副严肃的假面具，笑不会制造教条，也不会变得专横霸道，笑标准的不是恐惧，而是对力量的意识。”^[13]因为幽默快乐的喜剧，能够让我们从一些貌似轻浮的现象里发现其所具有的一种内在的“严肃”。比如不同于悲剧艺术的“道德规范性”，通常说来，喜剧所表现的“有趣的事多少都带点毛病”^[14]。但诚如著名作家王小波（1952—1997）所说，喜剧的这种“不正经”其实是对现实世界里形形色色的“伪崇高”和“假正经”实施解构和批判，喜剧的智性之“轻”是对现实生活中道貌岸然之“重”的颠覆和反击，让我们的精神得以永远保持一种宝贵的弹性。

德国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有句名言:异端是生活的诗歌。任何经受过专制主义危害的人都会懂得“异端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承认这点就意味着在审美实践里有必要走出悲剧崇拜，向一直以来被轻视的喜剧艺术表示一种迟到的敬意。因为“喜剧性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它向智慧和意志提出挑战，而且加入了‘机运’的伟大游戏，它的真正对手就是世界”^[15]。比如，作为喜剧艺术基本元素之一的“滑稽味正是一种生命活力，是在社会土壤的硗薄之处茁壮成长的一种奇异的植物，它等待着人们去培养，以便和艺术的最精美的产物争妍”^[16]。所以，当作家王小波说:“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当他提出“小说家最该做的事是用作品来证明有趣是存在的”^[17]，他不仅是在对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的“小说是从幽默的精神中诞生的”这个观点做出响应，同时也是在为喜剧艺术的美学地位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