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美学的退位与轻盈诗学的加冕

二、沉重美学的退位与轻盈诗学的加冕

不难发现，从美学视野来看，那些极具煽动性和迷惑性的“大词”，其共同性即“重”，这就为“轻盈诗学”对“沉重美学”的解构开辟了道路。在我们这个资本全球扩张和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显示出异化的特征，即人自己创造的种种产物和关系倒过来成为压抑人自己全面发展的障碍。不堪重负、焦虑、紧张和冲突构成了当代人独有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面对如此严峻的生存状态，假如人们依然追随尼采，倡导超人和悲剧精神，拔高英雄人物的权力意志，夸耀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价值，其逻辑结果只能是异化、紧张和冲突状态的不断加剧。正如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所说:“请好好理解我所说的话:崇敬悲剧比孩子气的废话危险得多。你知道悲剧永恒不变的前期么？就是所谓比人的生命还要宝贵的理想。为什么会有战争？也是因为这个，它逼你去死，因为存在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战争只在悲剧世界中存在；有史以来人就只认识这个悲剧世界，一步也跨不出这个世界。要结束这个悲剧时代，唯有与轻浮决裂……悲剧将会像年老色衰的优伶，心惊胆颤，声音嘶哑，最终被赶下世界舞台。轻松愉快才是减轻体重的最佳食谱。事物将失去它们百分之九十的意义，变得轻飘飘的。在这种没有重荷的环境里，盲从狂热将会消失，战争将不能发生。”^[20]

尽管我们并不赞成米兰·昆德拉对悲剧艺术所采取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同意他对战争简单化的理解，但他确实从某个角度深刻地洞察到蕴含在悲剧艺术中的某些消极的思想酵素，一旦这些思想酵素被无限地放大拔高并被简单地推广到日常生活中，就有可能酿成现实生活的一系列悲惨事实。一部人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展现史。正是对这种压抑乃至扼杀生命之“重”的反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西方曾一度出现“意识形态终结”、“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宏大叙事的终结”等口号。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的名言“Anything goes”（什么都行）不仅道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真相，也道出了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真相，即被人们如此严肃地加以夸大的思想意识形态和其他观念方面的对立或对峙实际上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谁都不会怀疑，一棵草就只有一棵草的价值，一双鞋就只有一双鞋的价值，何必加以夸大呢？如果所有轻飘飘的东西都被夸大为沉甸甸的东西，那最终只能导致原本沉甸甸的东西也变成轻飘飘的了，一切事物都将失重，进入“太空状”或“泡沫状”。

因此，“轻盈诗学”腾空而起，取代曾经拥有巨大审美感召力和震撼力的“沉重美学”，成为当代美学的主导形式，其原因正在于“沉重”自身的发展逻辑。“过分的严肃就是滑稽，普遍的沉重就是轻松，偏执的认真就是俏皮，不当的夸张就是幽默。难道这不正是生活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显示的真理吗？”^[21]有道是，真佛只说家常话；“一切神圣的东西都是轻轻地走”^[22]；所谓诗人，就是“作为使人生变得轻松的人”^[23]。因为生命存在的最基本状态，就是摆脱任何干扰后，轻松、快乐、自由地呼吸。所以被奉为后现代小说家首席代表的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表示:如同在科学中一切沉重感都会消失，“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认为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24]。法国哲学家、诗学思想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也说:“为什么心理学家并未考虑建立有关这种轻盈的存在的教育学呢？因此，诗人承担起教育我们的职责，将轻盈的印象结合到我们生活中，并使常被过分忽略的印象实现。”^[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