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喜剧与轻盈诗学的诗意

一、大众文化的喜剧与轻盈诗学的诗意

事实上，随着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出现，以“快乐”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迅速蔓延。电视娱乐节目的兴盛，情景剧、肥皂剧的流行，贺岁片、“喜剧”片、卡通片的热闹，以及网络视频的恶搞和哄客们的狂欢等等，无不带上浓厚的喜剧色彩。“从文化生产的角度看，喜剧类产品被大量生产，不但是产品被生产出来，甚至喜剧性的文化角色也被相应地生产出来了，喜剧的生活态度和趣味也就被生产出来了。”^[26]20世纪80年代，台湾歌手邓丽君（1953—1995）用自己柔靡软款的甜美之音敲开了中国大陆尘封已久的大众文化，从此大众文化的热潮一发不可收拾。随后又有王朔（1958—）的“痞子文学”的流行、讽刺小说《围城》的脱销；90年代《编辑部的故事》的走俏、对历史的“戏说”与“大话”；一直到新世纪网络“恶搞”、“水煮”等现象的络绎不绝，传统的悲剧美学赖以为基础、作为“宏大叙事”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已失去其实体性而被一步一步地解构，从而悲剧性和悲剧艺术被放逐到艺术生活的边缘地带。也就是说，以追求“轻松、快乐”为原则的大众文化的盛行是历史的必然。这一历史语境的转变，意味着以喜剧美学为主导性审美原则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学者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1554—1586）是最早为喜剧艺术的价值进行辩护的著名人士之一。虽然他强调“喜剧的正当使用是不会为任何人所谴责的”，但同时不无担心地指出:“喜剧，它确是被胡闹的编剧人和舞台老板搞得令人厌恶了。”^[27]当前的事实表明，锡德尼的担心乃是一种高见。在当今的大众文化时代，所谓的艺术家们早已在自觉地扮演“使人生变得轻松的人”，他们的作品竞相成为娱乐大众的“心灵鸡汤”，更可怕地走向另一个极端——新世纪的喜剧愈发变成“娱乐”、“快感”、“开心”甚至“卖笑”的代名词，除此无他。

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1871—1945）曾说过，真正的诗人“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鸟之轻”能使它更轻松、更无羁地飞向自由，“羽毛之轻”则让自己永远悬浮在渺茫的太空。喜剧之“轻”“不是回避现实逃避挑战的‘避重就轻’，而是直面现实迎接挑战的‘举重若轻’。否则‘轻盈诗学’就会只剩下‘轻’而没有‘诗’”^[28]。就像艺术有游戏性，并不意味着艺术就是游戏；审美有娱乐性，并不表明能够将审美实践划入马戏和魔术表演；诗人有让人生变得轻松的贡献，并不等于诗人就是哄你开心的人。其实，被当代学界视为后现代“轻盈诗学”鼻祖的卡尔维诺早已意识到这些，所以当他推出“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的同时，特别强调了“重”对于“轻”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体味具有某种沉重感的语言，我们也就不善于品味语言的轻松感。”^[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