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的症候与审美正义的匡扶

一、文化危机的症候与审美正义的匡扶

在现实生活中，大众传媒一方面给普通民众带来无法言喻的自由快感，大众文化通过解放欲望曲折地达到文化政治的解放，这可能是通往民主的一个入口。但另一方面，电视对大众低俗趣味的迎合和网络上的随口乱说、众声喧哗的现状又给这一自由感打上了不祥的印记，大众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低俗化、平庸化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又作为范本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给更多的人，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同时，现代高科技支撑下的大众传媒还颠覆了文化立法权，解构了传统文化秩序，提前制造了消费社会的假象，强力推动了文学的消费化，特别是现代电子传媒对理性主体的重构以及所造成的自我认同危机，这些都共同促成欲望化写作的兴盛。大众传媒具有“妖魔化”的力量，它把文学和欲望以至作家重新包装，一并推入了消费文化的洪流。从根本上讲，只有超出黑格尔所说的“主奴关系”，寻找另一种基本关系模式，建立新的公民道德，使公民摆脱媒体操控，才能产生新的公众心理，协调政治性因素，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和解决这些问题。

毫无疑问，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严重失衡、审美伦理深度失范，文化正义成为时代难题。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视角审视，经济理性的过度扩张、文化正义的时代缺失以及娱乐至死的泛滥、技术主义的偏执、活命哲学的涌动等导致了文化的失重、加剧了文化道统的危难。这种文化生态危机在美学上的症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而审美思考虚位、上升为美学主调的喜剧美学沦落为平面化的快感美学，文艺实践中的审美正义和美学品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生态文明的社会转型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将会推动社会公平与文化正义的进一步落实，促进文化生态的改善与再平衡，有利于大众文化的人文化以及人文生态的良性化。同时，媒介素养的提升、审美修养的提高以及以文艺实践的低限与底线伦理的共识为基础的审美伦理的探索、以意义世界的生成与超越有限的自由为目标的美学重构，均将有助于文化内涵的丰富与精神品质的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美学取代平面化的快感美学，审美目的情境化与审美纵深层次化的美学探险与美善统一理念下的审美伦理底线的坚守，将为新世纪的文艺实践把握方向。

从根本上谈，超越性是人类自由自觉本质在文化审美中的显映，审美的特点就在于它超越了有限的功利之境进入了一个无限澄明的意义世界，人不再囿于外在粗陋的实际需要，不再将对象视做有利于有限需求和意图的工具；人通过审美，通过非实用性自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创造最终达致最高的自由境界。随着人们对大众文化内在特征的体认的加深，我们有信心看到一个多元文化形态协调发展的文化新格局。作家王蒙（1934—）曾说:“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俗来剪裁一切排斥一切高尚高雅，或者使世俗向低俗再向恶俗方向发展。”同时，“真正的雅并不拒绝至少不对大众/一般/快餐/时尚/传媒/蓝领那样痛心疾首。真正的雅或洋并不会致力于表示自己的与俗鲜谐，特立独行，天高云淡”^[45]。虽然社会审美风尚的发展将日益同整个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和满足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与大众直接利益的内在互动，但我们要警惕和防止其中潜藏着的文化超越性消退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