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谋财与通俗电影的智慧

三、民粹主义的谋财与通俗电影的智慧

张艺谋的影片《三枪》以“民粹主义”为旗号，行“愚乐”、“谋财”之实，折射出消费逻辑支配下中国导演的“文化无底线”、“艺术无规范”与责任缺失。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文化艺术领域更需要懂得“艺术规矩”。作为一种文化共识，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其精神文化需求有六个档次，由低到高分别是: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审美。搞笑属于“刺激”这一档，是最低档。“刺激”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需求黑洞，它甚至超过了其他五个档次，因为人由动物变来，有原始性、粗野性。如果不加限制，刺激性的精神产品就有无边可怕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扫黄，却不可能完全扫净，但又还得不停地扫的原因。在《三枪》的宣传推介中，出品人居然在电视上大声喊:不管评价多么不同，只要有人看，能卖钱就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认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为狭窄的庸俗的兴趣所束缚的欲望关系，另一种是对艺术品的审美关系。“人们常爱说:人应与自然契合成为一体。但是就它的抽象意义来说，这种契合一体只是粗野性和野蛮性，而艺术替人把这契合一体拆开，这样，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解去自然的束缚。”^[42]社会为什么敬重艺术家？是因为他们那双“慈祥的手”。张艺谋的手似乎并不慈祥，他的作品中总是留恋原始、粗野和野蛮，乐此不疲，并且总喜欢把戏往下半身导^[43]。作家、音乐家、画家、演员、导演等艺术家，都应该有一双“慈祥的手”，为社会、为观众慈航普度，而不是玩弄和亵渎他们。

现代文学大师鲁迅（1881—1936）曾说:喜剧就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对于当今的喜剧性电影来说，鲁迅的喜剧定律就是强调用外在轻松、滑稽、幽默等“搞笑”手段，直指现实世界中的种种乖谬和矛盾、荒诞和悖理，最终达到对现实的超越，直至实现精神的自由。当大众文化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可消费”艺术的主要形式时，“消费者本位”开始取代“创作主体”，艺术作为一种消遣和娱乐的手段，迎合大众逃避日常生活沉闷乏味的心理需要，使他们得到“无须努力的享乐”。这些具有“模糊的致幻力量”、“虚无缥缈的梦境”、“轻松净化的承诺”^[44]要素的大众文化产品实则是丧失了喜剧精神的“伪喜剧”，徒有喜剧轻松、欢快、热闹的外壳，而缺乏“撕破”的内在力量。

单就《三枪拍案惊奇》而论，我们并没有体会到它作为喜剧的“幽默”或“讽刺”或“机智”，也很难体会到它的“惊悚”、“恐怖”或“机警”或“另类想象”等，更不用说詹姆斯·卡梅隆大师所提倡的“对美的思考”或国家宣传部门所倡导的“以电影的形式凝聚人心”等，但是却收获了另一种“可怕”:艺术家毫无羞耻的敛财。一个有修养的艺术家惜名如金，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绝不推出水准线以下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从不让人看他还没有成功的作品，一次朋友来访，只看了一眼旁边正创作中的雕塑，他就假装失手，油灯落地，周围一片黑暗。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1919—2010）怕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于世，竟自己点火烧了一大批画。而青年演员孙红雷（1970—）刚在电视剧《潜伏》中有了一点好名声，竟去接这样的烂片。看来一个演员要修到不让导演误导、不倒着演，还真不容易。转型社会的30年捧红了一个大导演，他却不知自爱。看来，欺世盗名之辈古今中外皆有，文化批评与艺术诠释也方有用武之地。

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中文系教授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认为:“无规范，则无艺术；无规范，则无道德。”^[45]顾彬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面临着许多内在的问题，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一些中国作家缺乏意志力，不能为他们的艺术忍受磨难，而是去为商业世界服务^[46]。在消费主义独步天下的传媒时代，面对由数码技术全力打造的幻觉人生，艺术家的伦理立场不能丢、就重大现实问题大声说真话的勇气不能没有，正所谓“作者电影要面对大众，通俗电影要更具智慧”^[47]。当代电影人如果能超越理念层面的社会忧患与艺术伦理，感同身受地融入自己的影像创作，以电影艺术的独特媒介形式，细腻地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悟，才是真正“德艺双馨”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台湾导演李安（1954—）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楷模和榜样。

从《饮食男女》、《卧虎藏龙》、《断背山》到2012年底上映的新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李安游走于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电影，一次又一次地成功超越自己，引领世界电影的潮流，拍出一部部中国导演甚至很多好莱坞导演都无法企及的高水准影片。作为唯一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华人导演，李安已经声名远播。李安说，即使拍烂片，10年内还有人会找他拍电影，但他希望给观众一个交代，用纯真的心挑战未知的题材和领域。相比之下，中国电影人太忙了，忙着筹钱、忙着拍摄、忙着走穴、忙着挤档期、忙着走向国际化……急功近利的心态弥漫了电影上下游的各个环节。体现到电影荧屏上，便是七零八碎的故事、粗制滥造的情节、苍白无力的人物。或者打着艺术的名义不知所云，文艺片不像文艺片，还强词夺理说观众不懂导演意图；或者用商业的幌子玩概念和噱头，利用铺天盖地的宣传赢得票房，仿佛商业电影天生沾染铜臭味。是追名逐利还是不断创新超越，决定了艺术水准的高下和作品格局的大小。中国电影应该反思，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和环境，是否让“心”迷失在名利场，忘记了对电影的热爱和创作的出发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让“心”被“物化”，忘记了技术最终是为电影、为艺术本身服务的？拨开名利的云雾，超越现实的束缚，通过影视作品传递美好情感，奉献大众，才是影视艺术创作的“应有之心”^[48]。文化环境育人，艺术氛围养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心营造出一种能令每一位国民置身其间就能感受到的滋润心田、激活思维的文化艺术氛围，是弥足珍贵的软实力，也是令人信服的文化辐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