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的油滑与媚俗艺术的矫情

三、市民文化的油滑与媚俗艺术的矫情

然而，正如“新京派文化”^[69]的精神领袖之一王朔（1958—）早年指出的那样:“中国导演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中国人的艺术追求呀什么的，害了很多人。他们心里不如意，就总要扭捏做态。冯小刚将来毁就要毁在这里。”^[70]冯小刚做的如果真是艺术电影，那是不会毁掉的，但是他做的却是“媚俗艺术”。“媚俗艺术的生产者必须意识到他的公众在兴趣和欲望上千差万别。正因为如此，媚俗艺术作为一种风格根本上是折中主义的。”^[71]贺岁片自创生之日起，其商业性和市场化定位就是永远去不掉的胎记。为了首先保证票房，商业电影制作者会尽量避免由思想与艺术倾向的极端化或偏激性所导致的接受过程的冒险，“会运用——自觉不自觉地——一种‘平庸原则’，这一原则会给予他最好的保证，保证他的作品会被欣然接受”^[72]。冯氏贺岁片最先考虑的是市场，却要打着“为大众”、“文艺”等幌子，这种做电影缺乏真诚的扭捏做态与表演中虽夸张做作实则在做电影时却实话实说的周星驰判若两人。

当“大话”和“无厘头”艺术成为大陆高等学府的又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时，当周星驰被誉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精神的艺术家并被请进大学讲堂之时，周星驰本人似乎对这种“抬举”有点不太适应，尴尬地对媒体说:觉得这很“搞笑”。因为他真的只是一个“艺员”，的确没办法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化先锋，他的创作从动机而言，实实在在只是在搞笑，是为了生产娱乐。以周星驰为例证，并不是说他的“无厘头”有多么优秀，相反，他的喜剧和冯氏电影一样都属于“媚俗艺术”，而与真正带有反思性、批判性和审智性的喜剧精神相去甚远。但周氏的诚实，让他的电影更显单纯，为娱乐而娱乐，逗大家哈哈一笑也就罢了，不会让太多的人当真；而冯氏的狡黠和虚伪，比浅薄无知更让人厌恶，他在娱乐的背后承载了更多政治意识形态的吊诡，既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又哄骗得大众继续“好好活着”。这种被审美主义包裹而掏空了艺术精神和喜剧性的“愚乐制作”，其所散发的变了质的霉味，不仅对艺术鉴赏力的败坏具有灾难性，而且它的那种以赤裸裸的无耻充当真诚的虚假做派，对人的精神世界更具迷惑性和毁灭性。

冯氏贺岁片的“娱乐功能”自然有人嘉奖，但其精神旨趣、美学品味恐怕都与现代文明精神相距甚远。前些年，日本人曾到中国选购“贺岁片”，选中了吴天明导演的反映中国海尔企业艰苦创业并走向世界的奋进史的《首席执行官》。在日本放映时，东京街头的广告词是:“看，中国人在怎样崛起！”可见，日本人在放映“贺岁片”之时，并不忘记提醒国民注重周边环境、学习创业精神。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几乎都眼睁睁地盯着一位导演的作品逗大家笑。贺岁之际，“笑”无疑是需要的；但如果一味求“笑”，淡忘了求真、求善、求美，淡忘了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那么，就将沦落到只会跟着“笑”而不知道为何“笑”的境地——那便是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美学上的贫困和悲哀了。^[73]正如现代思想家鲁迅所说:“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成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74]冯氏电影和赵本山小品都是这种典型的“瞒和骗”的文艺，近二十年来，他们一直是大陆最常见、审查最畅通的喜剧样式，有着悠久喜剧基因但喜剧思想远非发达和自觉的中国喜剧艺术，貌似在他们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但是仔细打量之后却叫人不寒而栗。中国“新生代”导演只能收获境外的叫好，固然让人怀疑他们的艺术动机和艺术成色，但冯小刚、赵本山式的喜剧只求博得国内的欢欣，那就更令人怀疑他们的艺术品格了。“我以为一切文艺术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75]“最了解现代中国”的鲁迅十分精辟地区分出了“作为艺术的宣传”和“借艺术来作宣传”的本质不同，而距离艺术的独立品性和真正的喜剧精神甚远的冯氏电影和赵本山小品，只不过是一种媚俗赚钱的“营生”与粉饰太平的“宣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