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赵氏小品的合理与伪喜剧性的“屌丝”
作为民间文艺的一部分,赵本山小品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恢复了中国滑稽艺术的特质:它是平民化的,既有高超的逗笑本领,又有一定的教化讽刺功能”[83]。它融入二人转“丑角”艺术,直接挪用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笑话段子,大量使用说口、唱口,摆脱了高雅话剧的喜剧方式,而代之以民间艺术的诙谐色彩。其生存土壤不仅限于东北三省,也可以扩展至东北三省移民输出地的广大北方地区,尤其是广大的北方农村;这些地区不仅在语言上有共通处,在民俗及生活习惯上也有很大的亲缘性,所以,对理解和接受赵本山小品没有障碍,而广大的北方农民尤其是县乡级层面的受众,因为种种原因成为赵本山小品的最坚实的受众群,他们不但喜欢看赵本山的小品,也喜欢看其他带有明显的民间文艺特征的“逗乐性”的曲艺节目,他们对这些滑稽表演和文化产品的感应更直接更丰富。
但是由于“央视春晚”的特殊定位——制作、播出能够代表国家水准文艺节目的国家电视台之王牌文艺栏目和赵本山小品的俗文化艺术特性——从原先的通俗越来越走向媚俗甚至是恶俗,两者的结合就显得异常尴尬:在春晚活跃了20年的赵本山,已是家喻户晓的文艺名星;连续十余年获大奖,赵本山俨然成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杰出代表。但是,“赵本山喜剧小品”的风格、趣味和价值取向的媚俗性使“春晚”这一展示当代中国表演艺术的“文化大餐”在客观上成了媚俗文化和低级趣味的助推器。这对我国当前文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导致其向媚俗化、恶俗化甚至“娱乐至死”的方向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强势媒体话语霸权”下大众文化发展的不良倾向。
20世纪80年代的“央视春晚”,曾经是聚合民心、聚拢南北、吸引老幼、雅俗共赏的“中华新民俗”,然而现在,以国家垄断性传媒强力推出的赵本山小品,成就了它也毁了它:垄断“春晚”20年,赵本山小品的创意已经是山穷水尽,就像一只极力爬到树梢头的猴子,自己浑不知示人的只是一坨丑陋的“红屁股”;而“赵家班”的“刘老根大舞台”的膨胀及“小沈阳效应”,更让人们迅速看清了赵本山小品的合理范围与低俗品质。
20世纪80年代,东北观众已经开始接受赵本山。他扮演的一系列形象如盲人张志、白莲灯、麻将迷、祛邪的二神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进军央视后,早期出现的人物也还是保持着农民本色,如赵老蔫、老乐等。这些人物让不少观众备感亲切,因为这些形象真实地展现了生活中的一类农民形象:生活贫穷但天性乐观;游手好闲,爱耍嘴皮子和小聪明,但也淳朴善良。而此后所出现的人物则慢慢脱离了这种真实性:《红高粱模特队》里的农民都是劳模,要进京汇报演出;《三鞭子》里的农民是个共产党历史经验上塑造的典型老农;《昨天、今天、明天》系列则是分享了改革开放成果的致富农民的展台。早期人物身上游手好闲、爱耍小聪明和油滑的一面,被彻底改造成勤劳、积极向上、意识形态化了的“新农民”形象;同时,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农民群体面对转型时期社会的复杂心理,都被勤劳致富和积极乐观所遮蔽和掩盖。“赵本山的作品基本上是官方农村政策宣传符号的简单图解。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艺术化了的政治谎言。所以与其说赵本山表达的是农民的快乐,不如说表达的是一个进城而且没有遭遇警察驱逐的农民的快乐,表达的是这个农民对加入分配性体制的几十年的孜孜以求。”[84]“奉旨”的搞笑,充其量只是滑稽和闹腾,与真正的具有正能量的“喜剧”貌合神离。
精明的赵本山似乎觉出“奉旨”的搞笑,太“往上靠”而不够“亲民”,于是,在新世纪之初来了一个“乡土形象”大改版:从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变成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骗子。2001年的除夕之夜,赵本山再一次以此“改版”精确地刺中了全国观众的笑神经。如果说以往他那标准性的不甚协调的“两步道”被表演为无意识,这一次则变成一个蓄意设计的圈套,套中一个浑然不知的傻子角色(范伟饰演)——设套与入套被呈现为同一个动态过程。无疑,正是这圈套内外的张力:一边是规则制定者高超的“忽悠”本领,另一边是上当受骗者的信以为真,引发了亿万人的笑声。《卖拐》似乎又重新回归到赵本山早年擅长的农村“二混子”角色。但是,这一次角色的结构性调整引起视觉中心开始由角色形象向游戏场景转移。与这种视觉中心的转移而同步发生的是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所确立的认同:以前看赵本山小品不过是对于“东北农民”这一“他者”形象的身份想象和把玩,现在则变成了对某种游戏场景的观赏和对现实秩序的体认。《卖拐》确实能唤起新世纪初年中国人对某种现实经验的联想。但是观众为上述场景所引发的笑是以对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大忽悠”赵本山——视点的认同为前提的,经由这一视点的呈现,位置不对等——圈套内外——的权力场景被还原为“聪明人和傻子”的智力游戏,在其中“优胜劣汰、胜者通吃”的游戏规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而对失败者的同情则显得多余和悖谬。如此“文化食粮”的“狂塞乱填”,到底是“有毒”还是“有营养”便一目了然、路人皆知了。
起初,赵本山《卖拐》,“忽悠”的不过是“脑袋大、脖子粗”的范厨师,人们对这种司空见惯的骗子和被骗社会现象哈哈大笑、聊以自慰,无需往深处联想。谁知赵本山继《卖拐》之后,又有《卖车》、《功夫》等续集推出,“骗术”不断“突破”,时有“提高”,屡屡获得成功,引得那么多人半夜不睡觉都来看他如何“骗”范伟(1962—),甚至盼望他来年拿出更高的“骗术”接着“骗”成功。一时间“忽悠”这个具有地方色彩的口语词汇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传遍大江南北,妇孺皆知。无论男女老幼,口头表达还是文字书写,在形容“行骗”之时,无不用“忽悠”一词。赵本山成了“忽悠”文化的鼻祖,这也是许多东北人对于这个让家乡文化走向全国的功臣并不买账的地方,因为他丑化了东北却便宜了自己。
更饶有意味的是,新世纪赵本山喜剧小品中角色形象转变也预示着他自己身份的改变。央视春晚不仅把赵本山推上“春晚小品王”的神坛,而且逐渐授予赵本山独一无二的“春晚特权”:赵本山不仅年年“指定要上春晚”,而且他的小品可以“免检”、“直通春晚舞台”。上央视春晚的节目都要在近半年的筹备中“过五关斩六将”,拼得九死一生,才能站上舞台。然而,赵氏小品不仅免竞争、免筛选、免审查,而且也免了长时间的创作、提炼,常常是在离上台前十天半月中“敲定”,一个急就章、草创即可上台。2010年的《捐助》到了彩排时期,赵本山还在玩带哪几个徒弟上的“躲猫猫游戏”,就是一个证据。
有了央视春晚主办者赋予的“神位”和“神权”,赵本山不仅多年来“当仁不让”地履行“小品王”的“神职”,而且还要延续自己的香火,考虑“王位”接班人——近年来不断选拔和推出“赵家班”的徒弟。2009年赵本山如愿地在央视春晚捧红了小沈阳(1981—),并成功地将之用作“赵家班”、“2009刘老大根大舞台全国巡演”的头牌。2010年,赵本山立意要在春晚舞台上捧红另一徒弟王小利(1969—),故公开压贬小沈阳。但到最后时刻,赵本山又把小沈阳拼进《捐助》,并且可以如此放言:“如果小沈阳不上,我怕大家会有说法,是不是师傅怕他太火捂不住了,还有其他的猜测,所以要让他上。”也许,央视春晚的法人还是央视台长,但是春晚舞台的使用权却被“小品王赵本山”分享和支配了[85]。
在《不差钱》中,赵本山俨然以长者和伯乐的身份,代表和引领着“新农民”老中青三代共同奔向“娱乐”。他们对“成名成星”梦寐以求、趋之若鹜的巴结嘴脸和媚俗心态,向大众极力推广着一种“超级女声”似的民主。由他引领的这种“民主”似乎是今后中国文化的走向,由此整个小品滋生出一种沾沾自喜的得意与轻狂。这个“喜剧小品”早已丧失喜剧的批判和反思精神,沦为徒有“笑”的外壳的一场拙劣的“模仿秀”。
在《捐助》中,赵本山以强势的“捐助者”高调出场,再一次延续他以“智者”或“富者”的姿态来与弱势群体周旋、哗众取宠并贩卖低俗的品质。“今年央视春晚上被称为‘自编、自导、自演’加上‘自吹、自擂、自评’为一等奖的那个小品,其实在美学品位上很值得推敲。‘捐款’乃是人类一种高尚的慈善行为,其美感盖源于捐款者的‘真诚’。但这部作品却有意无意地把捐款者说成‘误捐’(不真诚),且让‘亲家’以一连串粗鄙的语言(诸如‘你把寡妇捐到家来了,要不是寡妇,你还不捐呢!’‘你我都是干柴棒,你一泼尿把我浇灭了……’等等)去解构‘捐款者’的崇高。这样的审美价值取向,实在有媚俗化、功利化之嫌。”[86]
20年过去了,随着赵本山社会身份、地位的巨变,他的小品也逐渐脱离通俗走向媚俗,而这种质变被他“经典永恒”的扮相所遮蔽:永远身着藏青色中山装、头戴半新半旧八角帽;或别根钢笔表示略有文化,或带上袖套表示能从事简单技术性劳动;再加上土气的“猪腰子”脸上狡黠的双眼——活脱的一个略带小聪明的淳朴农民形象。“农民形象”在中国这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具有天然的“亲民性”,同时,“农民形象”也能给都市人带来一种别样的“优越感”。“农民形象”本身并不媚俗,媚俗的是赵本山小品忽视社会变革的历史走向,用“农民形象”弹奏着与现代性价值观建构不和谐的音符。
赵本山小品表现的农村生活、反映的农民心态和折射出的农业文化,都缺乏现代性的内在文明尺度。《卖拐》系列中对“丛林法则”的沾沾自喜和对现代法制的漠视昭然若揭;《儿子大了》中,本来是市场经济行为的商业合作,却选择传统父子关系来处理;《拜年》中本来是承包合同的经济行为,一定要诉诸民与官的农业社会对抗;即使像《三鞭子》这样一个实际上是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必须通过回溯革命年代特殊的鱼水关系来加以表现;《红高粱模特队》也以农业社会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现代社会的职业特征(模特)和审美规范,达到批评现代意识而张扬传统意识的目的;《白云黑土》系列中,致富农民的自吹自擂和歌功颂德中却暗含着对传统社会等级意识的自觉规训,“咱小学文化写啥书啊?”《不差钱》中的新世纪农民的形象就是期盼着“一夜成名”的追星族;《捐助》中想要突出新农民身上的“雷锋精神”,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场“打肿脸充胖子”的两个男农民和一个女寡妇之间的闹剧。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次深层的社会整体转型,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固然需要对于现代性本身保持深刻的反省,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当务之急,我们的现代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除了经济转型外,还必然包含着文化层面的现代性建构,而赵本山的喜剧小品——主导意识形态大力吹捧的大众文化“精品”实际上代表了“反历史”、“反现代性”的“愚乐”潮流,值得人们警惕。
也许有人会说,“喜剧小品”只是逗人笑的一种娱乐形式而已,何必那么上纲上线?但是,“小品”毕竟是曲艺,曲艺是一种文艺形式,而不纯然是娱乐,离了“意义”的维度就不存在“文艺”之说。又有人说,文艺作品中的庸常之作比比皆是,何必对赵本山小品如此苛刻?套用知名青年作家韩寒(1982—)评价《三枪拍案惊奇》中的一句话,“这是一部比较适合在三线城市的县城里播放的电影”[87],赵本山小品则是一个比较适合在北方农村地区播放和演出的滑稽表演娱乐节目,不应该成为“代表国家文化”的央视文艺节目单上的“主菜”,此类“文化大餐”与“精神食粮”对于真正的文化复兴和文明养成来说无疑是饮鸩止渴。当赵本山小品脱离其合理的传播范围时,对赵本山小品的批评就应该成为有责任感的、真正热爱文艺的当代学人的题中之义。
对于赵本山小品的忽悠本质,文化名人余秋雨(1946—)却有另一番貌似公允的说法:“赵本山是一个立足民间的喜剧表演艺术家,也许会有人因为他的过于世俗、文化层次不高而轻视他,曾经有人建议,是否让赵本山到戏剧学院进修一下,我却认为他应该是戏剧界研究的对象。赵本山的表演艺术来源于他深厚的东北农村生活根基。他把中国农民的朴实、机智、小狡猾、大善良演绎得惟妙惟肖……世俗文化是全部文化构架的根基,也是推动精雅文化不断沿革的动力,它比精雅文化更天然,更贴近民族的生态,因此也更能深入人心。好多大艺术家都是由民间产生的,他们从自己的文化起点出发,不断地实验提升,然后他和他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文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喜剧本身就是一种‘笑的链接’,就像卓别林的电影也是笑的艺术集成。赵本山以跨越自己的勇气,将东北小品、二人转等艺术样式与影视艺术结合,来呼唤一种遇到尴尬和艰难的民间艺术,这是多么不容易。这种勇气应当受到鼓励,而不应过多地苛求指责。对于赵本山来说,最缺少的是更适合他的好剧本。”[88]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混淆是非,颇具迷惑性。首先,这段话的大前提“好多大艺术家都是由民间产生”,而赵本山来自民间,所以言下之意赵本山是大艺术家。这显然犯了逻辑推理的错误。其次,“喜剧”是一种“笑的链接”,而赵本山的喜剧小品能让很多人笑,所以他就像喜剧大师卓别林(Charles Chaplin,1889—1977)一样,他的作品也是“笑的艺术集成”。作为一个戏剧理论专家,余秋雨不会无知到把凡能引人发笑的就当成“喜剧艺术”吧?最后,如果说赵本山小品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缺少“更适合他的好剧本”,这就像在说《三枪》的媚俗,不是导演的事,而是剧本写得太低俗。
事实上,“小品王”也曾被这种“代表多数人”的似是而非的评论给“忽悠”了,真以为自己成了中国的“卓别林”,漂洋过海来展示中国当代的喜剧艺术成就。关于赵本山在美国纽约的演出,纽约华人作家毕汝谐撰文说:“赵本山其人相貌委琐,其节目内容庸俗,言辞粗鄙,却能够红遍大江南北,创造天文数字的票房价值,而赵本山本人则成为春节晚会的台柱,十几年如一日。究其原因,赵本山是今日中国转型社会的产物!今日中国,大众的艺术趣味、精神境界日趋低下,排斥严肃文化,追捧低劣作品乃至糟粕;赵本山顺势开历史倒车,将旧中国街头地摊的嘘头回来,奉为至宝,以嘲笑生理缺陷、插科打诨为能事。”纽约华人律师陈梅说:“在赵本山的演出之后,我接了很多电话,很多人抗议他的演出内容,我个人也有同感。比较第二天姜昆的演出,赵本山的内涵有待考察。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囊括他们的演出:无聊、下流。赵本山的演出团队,演员上台一讽刺残疾人,二讽刺肥胖者,三讽刺精神病患,他的演员模仿瘸子等残疾人,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连赵本山本人出场时都说了一句话‘大概全中国的精神病人都在我赵本山刘老根队伍里’。”纽约前中华学苑张校长叹道:“赵本山的演出非常低俗,我是辽宁人,按理说应该捧几句,但赵本山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捧不得了。说句实话,赵本山的演出水平不高,档次属下里巴人一等,语言低俗,在纽约演出时,赵本山本人说‘哥俩娶一个媳妇’,又解释不是哥俩用一个媳妇,什么话!低俗得很!我感到他给辽宁人丢份儿。”[89]由此可见,剥离了霸权传媒中央电视台“光环”的赵氏小品,无论如何包装、设计与宣传,单看其作品的内容本身,中外人士均能轻易看穿其文化“屌丝”的本性;而其自我膨胀的一系列“表态”[90],更使人对其“树梢头的猴屁股”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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