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世界的讽刺喜剧与文化膨胀

第五节　网络恶搞的民间正义:虚拟世界的讽刺喜剧与文化膨胀

2006年初，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热传，使制作者胡戈（1974—）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一夜间成为万人追捧的互联网明星和“乡民”偶像。“馒头”，陈凯歌（1952—）导演的电影《无极》中一个并不起眼的小道具，却引发出“一场血案”，更是掀起一波“网络恶搞”的狂欢大浪，并演绎出大量“馒头版”网络作品。胡戈后续的《春运帝国》、《鸟笼山剿匪记》、《鸟笼山电视购物》、《新龙门票贩》、《满城尽爱黄马甲》、《满城尽是加班族》、《007大战黑衣人》、《007大战猪肉王子》、《××小区××号群租房整点新闻》、《雷锋2012》等视频或帖子也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成为“乡民正义”的代表作品。

经由胡戈的“馒头血案”文化事件的推动，使原本零星的“网络恶搞”的“正能量”、“乡民正义”的“喜剧性”集中爆发与迅速催生，网络民间的反叛精神与颠覆才识浪涛汹涌，席卷与“重构—恶搞”了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民众瞩目与文化流行:既包括2006年央视春晚推出并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的“和谐”歌曲《吉祥三宝》，也包括“建政”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在《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原本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小英雄潘冬子，在网民胡倒戈的手下摇身变为“富家子弟”，成了整日大做明星梦的参赛选手。除此之外，恶搞版的“黄健翔语录”、“中国诺贝尔奖”、“我的爸爸叫李刚”、红歌《东方红》、模范人物雷锋、女诗人赵丽华的诗歌、社会名流的照片等等网络作品层出不穷。当前，“网络恶搞”不再只是平民草根们表达意见的专利，它的主体正悄悄向更大范围蔓延，甚至包括文化精英和各类社会明星们。实际上，现代大众媒介伙同主流权威人士或者行业精英赋予了“恶搞”显著的社会地位，默认并肯定了它的价值所在。同时，全媒体环境下“恶搞”主体的群体行为由先前的群体无组织演变为以集群为单位的集合有组织的行为，如各行各业版的“江南Style”；这种有组织地、势将“恶搞”进行到底的行为，也预示了“全民反讽时代”的到来。

“网络恶搞”的风生水起，毫无疑问地让中国大众文化的面孔愈加“生动”和“丰富”起来，虽然它们在带来惊喜之余较多的是“从众性”的喧嚣和闹腾，但由于民众的广泛支持和热情参与，各类媒体的推波助澜和大肆宣传，“网络恶搞”正呈现出巨大的文化传播魅力，把人们带进一场似乎毫无代价的全民狂欢的喜剧之中。然而，对此我们尚需细致地辨析与客观地批判。

一方面，“网络恶搞”主要以草根娱乐精神和风格化“搞笑”手段揭示了当下中国的文化症候与现实扭曲，间接地反映了当下中国的社会高风险问题，是某些智者以游戏的心态对现实的讽喻和批判，有些甚至象征性地解决了尚未化解的社会矛盾，并最终为弱势群体赢得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与对话平台，这无疑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恶搞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创作者的文化理想，让他们暂时从理性的现实世界进入到狂欢的彼岸世界”，以后现代的手法“在反叛的语境中寻求本我的认同”^[93]，这是一种边缘文化对主流文化的积极对抗和颠覆消解，也是边缘文化寻求自身栖身之地的游击性妥协。

但是，另一方面，“网络恶搞”一味追求“笑”果和瞬间快感的刺激，过分强调搞笑、搞怪、另类的创作风格，随意地颠覆传统、肆意地批判经典甚至放肆地践踏伦理底线，最终往往走向无聊的纯粹恶搞和虚无主义，或者沦为追逐商业利润的帮凶与同谋；同时，作品同质化比比皆是，个性泯灭、批判性不再，它们在为“娱乐至死”年代的加速到来添砖加瓦。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网络恶搞”的泛滥无形中助长了人们对娱乐的无尽欲望，沉迷于网络狂欢之中的人们常常丧失直面现实世界的标准，退化为一个个的“鼠标土豆”。“网络恶搞”起先以“自由狂欢”的面貌出现，赢得众人的青睐，但是，随着它泛滥的“无度”与“无序”以及“空心戏仿”的常态化，最终却可能将把人们带入“文化的无政府正义状态”以及“我们热爱的将毁灭我们”^[94]的现实悲剧。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激发新媒体的“正能量”也是国人绕不开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