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中国的人文化育与诗意栖居

第六章　魅力中国的人文化育与诗意栖居

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如果说金钱、利益可以洗刷和消解人伦道德，诱使民德“变薄”，那么，“慎终追远则民德归厚矣”。对传统文明不能没有敬畏之心，对现代文明不能没有敬仰之意，在多维文化空间中穿行，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魅力中国”；从更宏阔的文化视野中，思考中华民族的振兴问题，实现完整的“中国梦”而非单一的经济上的强盛。

文化不是生活的装饰，而是生命的必要。文化的价值除了用市场的尺度衡量出的那一小部分之外，它在文明养成、社会进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与解放方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是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用或最大的经济价值。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促进人们增强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同时，对人们的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等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而文化恰恰是人们获得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的精神家园，文化可以制衡市场逻辑、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与扭曲。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文化最关心的则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如果说与市场原则相适应的制度、法律只是最低限度地保证人们不犯规，那么，文化的根本任务则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诸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1]。

当前，中国有足以让世界关注的经济奇迹，却没有足以让世界关注的思想和艺术，意味着我们还没有登上思维和创意的巅峰；而一个没有登上思维和创意巅峰的国家，永远只能是一个缺乏文明魅力、缺少文化吸引力的国家。文化道统的难以为继、文化创新的严重不足，已成为中国人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实践下无法掩饰的软肋，今后30年的发展必须解决文化在“和而不同”中的化育活力与现代文明的继承问题。未来中国的发展，关键不在GDP，而在于能不能推出一套不同的价值理念，能不能建立一种为所有人都提供充分机会、让每个人都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制度，进而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整合全社会的精神资源，促进人心凝聚，团结广大民众，最终推动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最大程度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的真正形成^[2]。如果说民族复兴的根本是文化的复兴和文明的养成，那么，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更深刻的自我认识，对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更强烈的心理认同，对全球性的文化博弈及“文明的冲突”^[3]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现代文明规范及交往规则有更明智的包容。

世界因文化而温暖，关键是如何定位和怎样去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哲学式的超验思维，所以中国的经典文学艺术多是浪漫的和传奇的；即便是急等救命的医学，也带有玄幻、冥想的气质，中国人的祖先以哲学家的想象力与概括力提出了一整套严密的针灸理论以及精确的经络穴位图，却无法向“外人”说清什么是经络、什么是穴位。正是这种整体性的、超验性的思维特色，使中国人长于“知人知命”，更遑论远超西洋星相学、未来学的“纬书”了。同时，中华文化传统中也不缺乏“经世致用”、“细针密缕”的实用主义与技术主义的一面，它使我们更容易与现代文明对接。在社会变平的全球化征途中，发展潮流必然要求各种文化直面交融，而不是彼此筑起篱笆、刻意阻隔，或者借此兵戎相向。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且我们必须尊重别人保持文化差异的意愿。但是，问题症结不在“尊重”文化差异，而在“认识”真实的文化差异^[4]，并深入进去体验与理解。套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James Geertz，1926—2006）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方法来解释，即进入异文化的符号体系的意思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人类学家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本地人，其所寻求的还是理解，能理解当地的惯用语、思维习惯等等，而更深层地则是理解当地的文化模型，最起码在周遭的本地人因为一个含蓄的色情段子哄堂大笑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的在场成为尴尬的一部分^[5]。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前460—前395）有句名言:“幸福的秘诀是得到自由，而自由的秘诀是勇气。”目前，人们还只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文化影响的印迹，至于文化在全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中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到底该如何均衡各种文化的影响，并没有一把现成的“钥匙”可供使用。有一点似乎不应有疑问，那便是对文化的重要作用必须予以“正视”^[6]。不管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勇敢地“正视”它总比畏缩地“回避”要好，“正视”至少意味着我们“有勇气”迈出探寻真理的第一步，也就意味着我们有因文化而获得自由与幸福的可能。

传统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士崇尚“艺术化的人生”，而西方现代哲学也曾极度推崇以“艺术的存在方式”对抗现代性的悖论。由此可见，让生活成为艺术、把人的生命活动当作审美活动，甚至以美学取代伦理学、以美育取代宗教，这一思想取向与社会实践在东西方都有源远流长的传统。近代以降，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酒神精神”到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生存美学”，从瓦尔特·佩特（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以艺术的精神对待生活”的口号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让每一个工人都成为艺术家”的社会理想，从周作人（1885—1967）的“生活之艺术”到朱光潜（1897—1986）的“人生的艺术化”，从“波西米亚人”到“波波族”，从19世纪的“纨绔子”、“游荡者”到20世纪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我们面对一个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称之为“审美泛化”的世界^[7]。毋庸置疑，伟大的艺术带有诗意的全部深刻内涵，人往往可以通过伟大的艺术作品来领悟存在的秘密。而人生的真正意义便在于领悟存在的真谛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种生存便是一种诗意的生存。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向诗的转化”^[8]视野里，“诗”是真理的显现方式，“诗”是关乎人类生存意义的创造活动，诗意的就是人性中最本真的东西，它不是狭义上的诗情画意，或一种浪漫的、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而是摆脱了一切思维和有限性的枷锁的思想和生存的最高之境。诗可以“兴、观、群、怨”，文学艺术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人生紧密相联，通过特有的方式昭示人生种种境遇，揭示心灵情感的变化，参与对人生的思考。中国“文圣”孔子（前551—前479）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9]。现代社会的人们用“诗”或“诗学”来对抗形而上学，抵消现代性的反噬力，反对科技理性，寻找精神家园。现代人已然觉悟到:最本质的东西不能靠主体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认知活动来把握，也不能以理性的计算之思来衡量，而必须靠觉悟、靠领悟之情。“存在”只能以一种类似诗性的、整体的、非概念性的、模糊的思维方式才能被领悟。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实利主义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迷失了人的本性，使他们只看见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丢掉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