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腐化的危机与繁荣背后的分裂

二、社会腐化的危机与繁荣背后的分裂

当今中国，社会与文化环境更加复杂，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经济的加速度发展与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扩散、各种恐怖袭击的滋生等等，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心态——“快节奏”中的紧张、焦虑、着急、不安与烦躁成为主导^[21]，慢条斯理式的安闲、自在、平和、清逸与优雅基本上荡然无存。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22]，这些更带根本性的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亟待落实。同时，腐败问题愈演愈烈、越来越侵蚀进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中国有“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23]的古训。官员腐败最终必然会导致亡党息政，而社会腐蚀将会摧毁整个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尤其是会腐化人心——人们将不再相信公道与正义的存在，奴化人格将遍地滋生！当前，高校腐败以及与之关联的因权力渗透而导致的学界腐败，正迅速破坏着学者传统的清新形象和学术公器的价值导向，在这个时代里，好像庙里清修的和尚与象牙塔中安静的知识精英也难逃世俗功利和金钱享乐的诱惑，普遍化的人心浮躁、人性腐化或许会让我们付出难以偿还的代价。

美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曾表达过这样的信念:“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24]阿伦特认为，“启明”是大众在最黑暗时代也有权利去期待的东西。在政治灾难或道德解体中退守到孤独状态，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用生命和艺术与这个时代抗衡并烛照后来者。“启明”，孕育于黑暗又照亮黑暗；黑暗不仅是混乱和饥饿、不义和绝望，更是“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弄得昏暗了”^[25]这一讽刺性的、悖理的陈述成为事实的时刻。在后现代主义撕裂混乱的世界中，在浮躁、娱乐的氛围下，“启明”提醒当今的知识分子还要对自身身份和信念进而坚定不移的考察和追问^[26]。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认为，当今社会条件变幻莫测，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建立权力与风险共享的社会^[27]。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曾专门关注“现代性的隐忧”，认为现代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却引发出人类深刻的伦理价值以及政治的危机，人们都认为道德是个人选择的问题，社会无法就伦理获得一致性的看法，正因为如此，现代社会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分裂的隐患^[28]。但是，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认为的“现代性是死路一条”相反，泰勒的研究认为现代性是可以自我孕育出批判性力量的，并针对“参与政治萎缩”的问题提出他的一套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为了凝聚一个国家里的公民忠诚感，我们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下，以一个个不同的社群来面对国家的压制和权威，而这些社群内部又可以拥有自己的共同体价值，从而既让个人不至于与社会相分裂，又使得国家政治充满了活力^[29]。由此可见，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正在发生变迁，但是文化上的基本共识和基本社群仍在。到2020年，中国将建成小康社会，那么吃饱喝足、有了钱以后的中国人将“往何处去”的问题就会更加凸显出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甚至“让生命有点质量”，仍然离不开对平等、自由、博爱的追求，离不开文化正义的捍卫与匡扶，离不开生命的诗意栖居与人文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