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两面与中国特色的传媒

一、大众文化的两面与中国特色的传媒

在当今时代，互联网、电影、电视和流行音乐是非常宽泛的范畴，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既包括有价值的精品，也包括风行一时的糟粕，这需要我们做细致的区分。经过当代大众文化的整合，常常出现理性从感性中退出、形而上的追求化作形而下的感觉上的欢娱等负面现象，社会公众的审美想象力衰落在被磨平趣味的、一元的、世俗化的喧闹声中。但是，总的来说，大众文化中拥有某种不可抵抗的自由气息和进步力量是无可辩驳的，最起码在我们的小心呵护下，未来的大众文化是有希望的。譬如互联网，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它其实是我们的朋友，它向那些从前无法获得信息和知识的人们同时提供了两者；而某些流行音乐、大众电影甚至电视中，仍有一些对人性的智慧而深刻的表达。高级文化总是能从低级文化中找到灵感，没有民间歌舞是无法想象浪漫音乐的，因为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在大众的形式中发现人类的真理，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形式都可以被傲慢地称为“大众文化”，因为大众文化也存在“民间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基本差别。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商业界限早就消融了，当然，这种区别并不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并不是说，读书的人就文化修养高，相对应地读博客的人文化修养就低。即使是对于商业化、技术化了的大众文化，我们最明智的立场应该是“批判地拥抱”^[31]而不是掩耳盗铃式地回避。知识分子忽视或者回避大众文化，即使是可能的，也显然是疯狂的。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文化太重要了，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获得信息、观点和政治态度的来源。他们的其他来源是他们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一般来说看的也是同样的东西。所以，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投身其中。大众文化以最廉价的形式，包括连环漫画、电视、流行音乐等，久远地塑造了当前和未来的艺术家们、政治家们的想象力。

当然，媒体对利润的追逐和不断壮大、人类的一部分本性使大众文化变成了垃圾，或者更糟——使人们堕落、残忍、政治上倒退，变成物质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等等，或者仅仅是变得愚蠢。但是，这其中没有什么是新鲜的，因为这不过是另一种权威来源的继续衰落。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已经影响了政治竞选和社会运动的组织与宣传方式，而且正在转变政府和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关系:公司的结构、财产权的分配、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为进步人士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商业广播公司的扩张和观众的分化确实增加了人们过分自我关注的危险，但是，它显然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能欣赏好节目的观众。在家庭购物和真人秀节目以外，人们还可以尽情地欣赏音乐、历史剧、政治讽刺剧等。我们还可以看见一批新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复杂难懂和简单轻松的东西自由地合二为一，而且总是能找到一大批观众。他们和其他人一起创造了聪明、细腻而思想深刻的大众文化产品，并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受众群体。

当代中国拥有世界上独特的媒介制度，即“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一元制度就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制，二元运作就是既要国家拨款，更要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去获取广告利润，而后者已经成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体制下的媒介既要完成现行政治结构所要求完成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等市场经营收入支撑媒介的再生产。简言之，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32]。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难怪不少人担心“恶性商业竞争的新闻媒体正在啃噬文化”，进而忧虑:“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权威之后，电视变为虚假和童呆式的愚蠢统治？”^[33]但遗憾的是，作为社会公共资源，媒体却没有承担起引导社会公共道德的责任，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教育。

“后革命体制下”的中国传媒明显处于过度的商业化运作里，既掌控国家公共资源，又要追求点击率、收视率、关注度。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反复炒作所谓的“娱乐”，只不过是创作了一些追求感官刺激的节目。如今，电视上铺天盖地的“选秀”，一而再、再而三，翻来覆去地炒作所谓的“明星”；等把明星炒作完了，接着又炒作主持人自己，实际上这个过程把整个一代人的身心变得极为浮躁——人人都在急功近利、个个幻想一夜成名。从一定程度上说，现在的娱乐已经变成了“愚乐”，很多节目没有思想内涵、没有艺术质量，甚至连技术含量都没有。媒体化了的“快乐大本营”无关乎生活幸福与精神愉悦；相反，娱乐至死产生的审美疲劳与精神空虚、急功近利产生的心理焦虑与社会冲突才是更值得关注的，它们常常使我们迎来了更多的灾难和意外，迎来了更低的效率和更坏的结果。更可怕的是，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当代大众传媒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如对性题材的滥用、对暴力的崇拜、对超自然力量的过度渲染以及审美趣味的另类化等，这些问题对公众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