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正义的坚守与不媚时俗的艺术

一、文化正义的坚守与不媚时俗的艺术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伟大、雄壮的时代，充满了惊人的创造力和巨大创造空间，但同时又有着许多浅薄、浮躁、胸无大志的文化从业者和管理者；当代中国已经积累了比盛唐、强汉要多几百倍的物质财富，如果拿不出能和汉赋、唐诗相媲美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应该是有愧于时代、有愧于历史的。然而，问题严重的是，不要说创作出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汉赋、唐诗，就是能代表当前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经典作品也少之又少。也许会有人觉得，张艺谋的电影、赵本山的小品、莫言的小说可堪代表，因为他们的受众无数、获奖无数、国家重视，但是，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他们仨是怎么回事:着了洋装、走向世界的特色农民，不管其外形如何变幻也仍然是农民本色，差别仅是一个来自西北，一个来自东北，另一个来自齐地山东。电视机里的中国，“傻乐”、“粗俗”、“忽悠”、“杂耍”几乎一统天下，这些也许可以糊弄国人一世，可对付不了外人一时；君不见，所谓的“喜神”赵本山巡游到美国演出市场，无论雅俗两界均遭人嗤之以鼻、不屑于再看，因为人类相通的东西是与人性相关的真善美。

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一挥而就或一梦而成的“天才顿悟之作”毕竟大多是“传说”，更多的优秀作品来自于“沙里披金”。正如尼采所说:“实际上，优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想象力是在不绝地生产着，产品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判断力高度敏锐而熟练，抛弃着，选择着，拼凑着，正如人们现在从贝多芬的笔记中所看到的，他是逐渐积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多种草稿中挑出最壮丽的旋律的。谁不太严格地取舍，纵情于再现记忆，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即兴创作家；但是，与严肃刻苦地精选出的艺术构思相比，艺术的即兴创作相形见绌。一切伟人都是伟大的工作者，不但不倦地发明，而且也不倦地抛弃、审视、修改和整理。”^[49]但是，有意回避重大现实问题而主动迎合文化消费市场的低级趣味、有意逃避生存困境的文艺表现而主动投送粉饰太平的愚民牟利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艺术规律确实有一个“滞后效应”，现炒现卖那是“宣传”。看看古往今来的伟大艺术，曹雪芹（1715—1763）家道败落很久才有《红楼梦》，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作《九三年》离开大革命也有好几十年了，这都说明“滞后”对于艺术的重要性。再说曲艺中的相声，天桥时期基本上是互扇嘴巴的路子，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声艺人感到自己活得有尊严了，马三立（1914—2003）、侯宝林（1917—1993）等把人生的那点甜酸苦辣都悟透了，才真正登上艺术的巅峰，在20世纪80年代盛极一时。然而很遗憾，所谓形势逼人，今天的所谓幽默艺术看上去很有点高山滑雪速降大回转的意思——急速低俗。

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指出:“媚俗者对媚俗的需要:这是那样一种需要，即需要凝视美丽谎言的镜子，对某人自己的映象流下心满意足的泪水。”^[50]通俗地说，媚俗就是不择手段地讨好多数人，为取悦于他人而不惜猥亵灵魂、扭曲自己、屈服于世俗恶习。媚俗行为往往以降低文化的品位、格调和深度为代价来换取某种非文化的实惠。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很多文化生产者们便将粗疏浅陋的流行趣味奉为最高律令，迷失在世俗的层面里而无法自拔。他们遗失了社会责任感，主动丢弃了严肃和高雅，失落了道德和理想，自甘成为媚俗的牺牲品^[51]。

不媚时不媚俗是为大师，坚持到死就是国宝^[52]。在当下国人多把肉麻当有趣、把喊叫充笑声的年代，我们特别怀念相声大师马三立的本色作品带给人们的那种“会心的微笑”。固然中国人天性喜欢热闹，贾府老太太就要求永远热热闹闹地，可是，难道永远甘心只在水面漂浮的那层油花里打滚、调笑？当下国人的幽默太缺乏深沉与聪慧了，太缺乏那种笑过后让人鼻子酸酸的东西。中华民族文化原本源远流长，更如一座文化宝塔。盛世包容，文化的塔底塔座理应丰富多样，只要是健康向上、给人带来愉悦而不逾越中华民族力倡的道德伦理底线的，都可在其间拥有一席位置；但荣登塔尖起引领作用的，只能是那些能经受历史和众民检验的优秀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广大民众所期待。在对文化的选择和对艺术的倚重上，已经出现的弃典雅取世俗、轻思想重娱乐的倾向足以令人深思，而当前文艺的媚俗化、功利化倾向更是不容忽视^[53]。这种文化实践连带的社会效应与伦理取向尚待考察，尤其是以所谓的“审美疲劳”为表象的欲望亢奋问题，以及由娱乐化导致的思考衰竭与是非泯灭等问题，都值得特别关注。80后之前的数代人的精神文化偶像是鲁迅（1881—1936）、巴金（1904—2005）、茅盾（1896—1981）、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而今日不少青少年的精神文化偶像却似乎已变成了“小沈阳”和“超女”。不是说后者毫无可取之处，而是说作为“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效法偶像，实在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