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识与立命之学

二、器识与立命之学

“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现代学者应当做有益于世的真学问。但中国传统中向来崇尚“文人学士”，而轻视“专家学者”，甚至认为后者是“百工之徒”。近代以来这种风气虽有所转变，但是直到目前仍然还很有些市场。“文人”当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文人”就常“领一代之风骚”，“文人”善作“应景文字”，“文人”对于“思潮”的鼓动宣传之功盖莫大焉。但是，“学术”的工作是要进行深入探讨，使一切思潮在学理和资料上精益求精，成为一个学问系统，传之久远。“坐冷板凳”是“学术”研究的座右铭。凡甘愿“坐冷板凳”者，都是因为看到了“学术”之恒久的价值，并且从中得到了追求真理有所得的乐趣，哪怕只是短暂的“豁然贯通”的乐趣。当然，提醒重视“学者”的理论研究，并非就是排斥“文采”，其实社科学术著作也须具有“文采”，正如南朝刘勰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心雕龙》）。而北宋刘挚所说的:“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宋史》卷三四〇）确需当成一种警示。当今之世，文人大多已装扮成学者，滥竽于学界，堂而皇之地以“士”自居，世人难辨其真伪，常轻信其文墨，所以文人大行其道仍盛而应酬，媚俗文字泛滥。

人文学者不但可以用智慧为社会做贡献，而且可以用品格影响他人。20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的前贤曾开辟了一个不可复制的大师时代，他们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入俗流，径行独往，真诚地对待学术，其精神范式和价值理念值得后人追随，成为今日学术界的宝贵精神遗产和历史使命。“学术”自有其“恒久的价值”，这是人文学者内心深处所应有的信念，是支撑着我们甘心“坐冷板凳”而不随波逐流、追风赶潮的精神支柱。尽管北宋大儒张载曾认定读书人应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在日趋功利、恶俗的时代，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知识分子首先应该秉承“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英国哲学家、20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对知识分子有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分类:刺猬与狐狸。在他看来，那些习惯追逐许多互无关连的目的，其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思想或零散或漫射的知识分子属于“狐狸”；与此相对，那些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作用的原则的先知，是“刺猬”的人格特征^[3]。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学界仍难见真正的“刺猬”，即便是有灵性的“狐狸”也不常见，但学界内却“狐臭”弥漫。近些年来，大陆文艺界不断责难文艺批评“失语”、“缺信”和“缺位”，殊不知这与有些文艺批评家泯灭是非甚至颠倒黑白息息相关。

当代华语作家龙应台（1952—）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因此，其作品在内地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是《（不）相信》这篇。“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这当中包括“文明的力量”、“正义”、“理想主义者”、“爱情”以及“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不过，“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此外，也有“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比如“性格决定命运”、“色即是空”、“船到桥头自然直”。大陆的人们确乎在犬儒与理想之间徘徊，现实让人失望，但希望亦非绝无。正如鲁迅（1881—1936）所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希望来自于行动，为了行动必须相信。因此，龙应台期待“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