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智与向善之路

三、才智与向善之路

殊难忘“大独裁者”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曾经对其“宣传部长”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的“面授机宜”:“不需要让青少年有判断力和批判力。只要给他们汽车、摩托车、美丽的明星、刺激音乐、流行服饰以及对同伴的竞争意识就够了。剥夺思考，根植对命令的服从心才是上策。让他们对批判国家、社会和指导者抱持着一种动物般原始的憎恶。让他们深信那是少数派和异端者的罪恶。让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让他们认为想法和大家不同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这种赤裸裸的剥夺“思考”、敌视“思想者”、故意妖魔化人本主义的“批判精神”、人为制造“国家公敌”的反智主义“愚民”行径，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族环境中不断重演，尤须人们警惕。

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有段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尽管西方世界曾有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13—1992）于1970年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的下跪谢罪与真诚忏悔，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以及联邦德国时任总统赫利向全世界发表著名的赎罪书^[5]，也有俄罗斯领导人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1952—）在“纪念苏联大清洗（70周年）死难者”仪式上反省“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同样的悲剧被重复上演，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些空洞的信仰、主义被置于人类基本的权利:生存、自由、尊重、爱、表达之上”。但是，这些毕竟不能掩盖西方知识分子曾经的软弱变节、助纣为虐与为虎作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与纳粹的关系一直是众说纷纭的焦点；对于世人的追问，海德格尔却一直固执地保持沉默。实际上，除了英美分析哲学之外，整个欧洲大陆最顶尖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海德格尔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名单里有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洛维特（Karl L9with，1897—1973）、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等一系列伟大的名字，当然还有著名的哲学家、犹太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1905—1995）。1973年7月，还有几个月就要走完一生的政治哲学大师列奥·施特劳斯，在给犹太学及神秘主义大师索勒姆的信中，笔调沉痛地写道:“在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之后，我现在才明白，海德格尔究竟错在哪里:具有非凡的才智，这才智却依附于一个俗不可耐的灵魂。”由此可见，以价值立场为支撑的人文品格和思想操守对于当代学人的实践意义。

哲学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哲学。毋庸讳言，当今世界正遭遇货币、政治、道德、精神危机，哲学家不应该仅满足于解答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而需投身解决现实问题，正常的哲学圈应该成为“思想的竞技场”。而在当今时代，没有人否认物质丰富、科技进步对人类生活改善的积极作用，但是，超越物欲至上、技术异化与娱乐至死，解决技术主义、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思想难题，亟须无数学人的努力工作和坚定矫正，有良知的人文学者更是责无旁贷。哲学大师列奥·施特劳斯总结海德格尔人生失败的教训，对我们和平发展年代的人来说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警醒:手握“利器”的“精神侏儒”更有可能在地球毁灭之前“腐烂”整个社会……

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有句名言:愤怒总是有理由的，但是很少有可取的理由（Anger is never without Reason，but seldom with a good One.）。奉行“多元主义信念”的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多次提醒世人: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真理，比如仁慈和善也都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对所有人都仁慈；他还反对非此即彼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独裁主义的源头，人们都应该有多元的选择，需要适度的妥协；他认为自由的概念也是“消极的自由”，自由只在一定范围内才存在。民国时代的学界精神领袖胡适（1891—1962）倡导“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因此，人们对无良行为的警醒是有必要的，但愤怒必须控制；出色是每个人的愿望，但良知应该是每个人必须坚守的；在判定是非对错之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当成为一条人人奉守的普适性准则。龙应台在历史评传《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中能以“杀人众，以悲哀莅之；战胜而以丧礼处之”的悲悯心直面60年前的那段中华历史令人欣慰，而大陆学者的“求真”、“向善”仍“在路上”且路途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