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战略选择

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理论、现实与战略选择

赵林栋^[1]1

摘　要:网格∕团体文化理论、治理理论与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理论为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国家的文化管理经验对于我国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性。西方国家的文化管理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调节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这些模式各有优劣。在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中西方语境的差异、克服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模式建构的直接目的是确立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基础、社会广泛参与的文化管理格局。

关键词:文化理论;文化管理;文化管理模式;三元共治

一、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的相关理论

(一)网格∕团体文化理论

网格∕团体文化理论的主旨是对生活方式具有不同偏好的人们将其偏好与不同风格的组织相联系，这些组织各有优缺点。网格( Grid)与团体( Group)是人类组织的两个基本向度。组织的这两个向度导致了管理方式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网格指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们的生活被传统习俗和既定规则所限制的程度。被规则限制越多，网格化程度就越高。习俗与规则的限制越少，网格化的程度就越低。网格化的功能在于为人们提供决策的认知框架，缩小以个人协商为基础的生活范围。团体指的是团体选择对个人选择的影响与约束。团体的组织性越强，凝聚力越大，个体所面临的团体化程度就越高，受团体影响的程度就越大。越是在低度的团体化模式中，个人选择受团体的影响越小。团体化的功能在于把个人整合到团体之中。在文化论者看来，“组织向度的差异性与人们的一些无法再简约的不同态度和信仰有关，包括对社会正义、谴责与罪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以及如何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认识好政府的本质。”［1］克里斯托弗·胡德认为把网格和团体的向度放在一起可以界定一些公共管理中熟悉的基本组织类型:

具有高度网格性和低度团体性的组织类型被定义为宿命主义。公共管理中的宿命主义意味着拒绝合作、充斥着不信任情绪;具有高度网格性和高度团体性的组织类型被定义为等级主义。公共管理中的等级主义追求社会的一致性并根据被充分了解的程序规则来运作。具有低度网格性和低度团体性的组织类型被定义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内核。个人主义追求个体的独立性，它主张通过交换或协商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反对通过预设的规则来处理问题。具有低网格性和高团体性的组织类型被定义为平等主义。公共管理中平等主义类型的特征是高度的社会参与与游戏规则的统一执行。一种具有活力的组织形式需要组织结构与组织价值观念之间的密切匹配。只有在结构适合于价值和信念时，组织或者生活方式才可以继续。这意味着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至少应考虑三方面的因素:第一，网格化的习俗、规则与团体化的因素之间的匹配;第二，文化管理模式的内部结构与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匹配;第三，在组织结构与组织价值观念发生冲突时的取舍。文化理论为分析公共管理的组织类型提供了一个总括性的框架。无论是文化管理体制的变革，还是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都不可忽视人类组织起源的两个基本向度:网格与团体。

(二)治理理论

民主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是多元治理的前提。治理是比政府更为宽泛的术语。尽管仍无固定和公认的定义，但它在最广义上是指协调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政府可视为参与治理的机构之一，但是“没有政府的治理”也是可能的。治理的广泛使用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的模糊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治理”一词十分流行。“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2］治理意味着公共行政范式的改变。这一改变是新公共管理形式、公私伙伴关系、政策网络，以及超国家和次级国家组织等发展变化的结果。治理同时意味着人类政治生活的重大变革。“治理”概念之所以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3］有人认为，治理代表着放弃指挥和控制机制，而转向依靠咨询和协商。也有人认为，治理意味着偏爱“更少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实际情况是，政府始终是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治理概念的出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管理复杂社会的任务不再只由政府负责。需要负责的还涉及范围广泛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组织。传统的公共行政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在伊斯顿看来，在多个不同的政治过程中，政府通过利益或奖惩来回应社会的需求。政治与政策是互相联系的。但是，进行权威分配的参与者只包括显赫的政治人物、文官和游说者，数量有限且属特殊群体。大多数民众、机构和社会活动都被看作是“非政治的”，都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相对于传统公共行政对于权威的强调，治理更主张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治理倾向于把政府看作是众多治理主体中的一个。统治是政府作为权威的主体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控制，治理是多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统治意味着强制与服从;治理意味着认同与协作。在治理的范式中强调的是公众对于公共行政的参与。公众的认同是治理合法性的来源，主体之间的合作是治理所主张的方案。治理也需要权威，但只能是合法性的权威。总体上来看，治理反映了公共行政理念的变化。在治理的范式下，文化管理应该促进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

(三)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理论

针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弊端，金钟燮教授主张通过社会建构的方式来促进公共行政的变革。金钟燮教授认为，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方式体现着人类在解决公共问题时，充分利用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充分尊重人们在分享、互动基础上达成的共识。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提倡公众对于治理过程的民主参与，主张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重塑，是对公共治理中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积极互动关系的期待。“民主的社会建构以多元角色相互分享、相互学习、相互协商和对话辩驳的基本主张为出发点。这种社会建构形式提供了一种思考公共行政的新角度。它以联结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方式区别于时下的公共行政实践;它通过强调批判性现代主义观点、乃至吸收基于全球化视野的后现代主义部分思想来超越公共行政的局限性。”［4］社会建构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批判性地反思现代公共管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的局限性。第二，以辩证性思维取代二元对立思维。第三，促进公众对公共行政的民主参与，公共行政与社会互动而不是隔离。第四，借鉴东西方一切有价值的经验和文化来推动公共行政的变革。第五，社会建构的研究途径强调民众在讨论政策议题和问题时的相互协商、对话、表达话语和辩论的过程。［5］

二、现实中的文化管理模式:经验与借鉴

(一)西方的文化管理模式与特点

对于未来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选择，彼得斯提出了四种改革模式:市场式政府模式、参与式国家模式、弹性化政府模式和解制型政府模式。市场式政府模式强调政府管理的市场化;弹性化政府认为政府治理需要更多的弹性;参与式国家模式提倡公民对政府管理的参与;解制型政府则主张减少政府内部的规则。这四种模式被看作是改善当代政府治理的主要方法。但是这四种模式的提出是以西方的公共管理实践为参考，具有局限性。在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化管理模式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文化管理的经验但不能进行模式移植。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受到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调节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市场调节模式是一种市场式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管理的市场化。市场调节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市场的途径促进文化的发展，政府为文化发展提供法律政策方面的保障但不直接干预文化市场的运行。市场调节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增强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文化发展能够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文化发展的统一规划，文化功能容易出现异化，走向市场化的极端。多元复合模式是一种社会主导型模式。其主要特点在于政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化管理。多元复合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增强了文化管理的社会性，有利于实现社会整合。其不足之处在于文化管理的过程比较复杂，文化管理的功能定位模糊不清。政府主导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政府制定统一的文化发展规划并通过法律规范的途径引导文化的发展。这种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确保文化的发展方向、规范文化行为、增强文化管理的效果。这种文化管理模式的缺陷在于政府文化管理的成本过高、社会参与性不足。

(二)经验与借鉴

毛少莹认为:发达国家公共文化管理与服务发展历程的主要启示表现在:( 1)公民文化权利已经成为现代公共文化管理领域进行制度设计、模式选择乃至于具体政策制定的核心价值理念; ( 2)“共同治理”构成现代公共文化管理的普遍运行模式，它是确保公共文化管理/服务过程的公共性和确保公民文化权利得以实现的体制机制保障; ( 3)公共文化管理与服务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各国公共财政须保证对公共文化事业的必要投入，并确保公共文化资源的公平配置与合理利用; ( 4)公共文化管理必须综合利用第三部门等社会力量与市场运行机制，促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运行的市场化与社会化。［6］除此之外，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还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正确认识政府在文化管理中的职能与作用。皮艾尔·卡蓝默认为改革有六大障碍:第一个障碍与政治行为本身有关。第二个障碍在于没有足够的能力动员公务员参与改革，利用他们的思考和经验。第三个障碍主要是对工具现代性的幻觉，简单的技术工具不能给予行动以集体的意义。第四个障碍是改革缺乏持久性。第五个障碍是在公共管理方面的智力投入不足，与私营部门管理的投入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第六个障碍也是最重要的障碍是大多的改革没有对治理进行根本性的思考。［7］这些障碍可能也会在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出现，成为改革的阻力。需要重新审视文化管理模式中政府的职能与作用。关键在于实现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转变，促进文化管理模式的创新。第二，通过市场化的途径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为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化的途径要求文化市场的开放性。开放性的文化市场允许文化产品生产者和需求者的自由出入，允许文化资源及其相关要素的自由流动。多主体参与有利于促进文化市场的竞争。为维护竞争的公平性，不同的参与者应享有平等的主体地位。文化市场的运行需要良好的运营机制和运营环境。政府在文化市场中的主要作用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宏观引导和间接调控。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推动。在建构文化管理模式的过程中不是要削弱政府文化管理的职能而是要转变政府文化管理的职能，使其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政府通过法治的途径、经济的途径、制度与政策的途径，来为文化市场的健全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财政方面，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投资，通过创建激励机制和多元文化运营机制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三，通过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来增强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竞争是国家间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部分。在西方国家的对外交往过程中，文化传输承担着宣传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实现价值引导;需要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增强文化软实力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法制化的途径为软实力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三、建构中国特色文化管理模式的战略选择

(一)理论方面:注意中西方语境的差异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理解个人如何解决实际场景中的特定问题，要求采用从理论世界到行为世界，又从行为世界到理论世界的策略。没有理论，人们绝不可能理解作用于不同情形中的许多外在现象的一般的基本机制。如果不利用理论来解决经验难题，理论工作只能对理论本身有所创造，很少会对现实世界的状况有所反映。借鉴西方文化管理的经验需要重新考虑西方背景下的理论话语在中国情境下的具体内涵。文化管理模式建构的成败根本上取决于总体制度框架是否提供持续有效的支持。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治体制要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我们所接触的很多话语都来源于西方。然而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同于西方，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于西方，中国的历史演进不同于西方，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对于同一个话语，中国与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情境。同名称的话语进入不同的情境就可能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话语会有不同的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会受到西方的影响。这就更得考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条件。学者王沪宁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模式。这个民主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为基础，能有效地保证政治体制的效率，保障转化智慧政治一体化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必须能够适应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模式难以形成。［8］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作为总体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西方文化管理的制度架构不同于中国文化管理模式所需要的制度架构。因为中国语境下的民主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中国语境下的自治不同于西方的自治。转型时期的文化管理变革可以借鉴西方有效的文化管理经验，但是中国特色的文化管理模式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却要自己建构。随着民众积极参与进入那些涉及双方利益和合作努力的活动中，对人类关系至关重要的社会建构形式便会出现。［9］

(二)思维方面:二元对立与多元统一

在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下，西方自由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分立，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分立，事实与价值的分立。人与人之间的分立否定了“人天生是政治性的动物”。共同体是自由的个体通过契约的方式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是西方自由主义论证个人主义的重要前提。由人与人之间的分立引申出了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分立。通过把一切优秀品质归属给男性气质，是论证男性统治与父权主义合理性的重要途径。人与自然界的分立使得人类借助科技的力量去征服自然界，由此引发了深刻的环境危机。事实与价值的分立对于自由主义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使自由主义的道德理论与科学和实证主义并行不悖;第二，它为个人道德自律提供了支持。通过事实与价值的分立，道德成为个人选择的事。在道德约束方面否定了宗教的道德权威和道德垄断。二元对立思维的主要特点是把事物分成两面，肯定其中的一面同时否定另一面。受到肯定的一面往往被赋予了所有的优势，被否定的一面则同一切消极因素相联系。人与人的对立、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事实与价值的对立、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分别确立了精英对大众的统治、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社会对自然的统治。二元对立思维引申出东方与西方的对立。西方被看作是现代化、文明、民主与进步的标杆，东方被看作是过时、落后、野蛮与专制的象征。其隐含的逻辑就是东方应该学习西方。实证主义的范式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注重事实而忽略价值，引发了公共行政的价值危机。西方自由主义对于第三世界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西方的公共管理并没有表达人类共同的经验。现代化是一种在修辞上十分成功的观念，因为技术发展是现代化的基础，而现代化即是关于技术发展的强有力但却含蓄的隐喻，当这一隐喻被引入人类组织时，它便注定是模棱两可的。［10］西方的现代化观念认为全世界的组织形态都趋向于单一的“现代”，这种观念的内部逻辑是:第一，在公共管理领域中，过时的传统模式应该向现代模式转变。第二，模式的转变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逆转的。第三，模式的转变将导致趋同，不同地区的公共管理将出现相同的现代模式。第四，模式的转变受到普遍的赞同。事实是尽管现代化会带来某种程度的一致性，但是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的差异性仍然存在。文化管理模式的建构必须突破二元对立思维的限制，由二元对立转向多元统一。在模式建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文化管理需要中央政府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否则，就会导致“下动上不动，谁动谁被动。上动下不动，动了也白动。”［11］还应注意将文化的视角同历史的视角相结合。历史视角是对文化理论的自然补充。文化理论应该能够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段上出现的各种组织理念。将历史视角整合到文化理论的分析框架，是为了了解公共管理变革如何保持了同历史传统的联系。历史的延展性为文化理论提供了动态的现实背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认为:“如果把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看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除了完善和扩展官僚组织结构还可选择其他的组织形式来履行这些功能。”［12］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文化管理理念的变化是缓慢的;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来看，文化管理的模式是多样的。

(三)现实方面:确立三元共治的文化管理格局

管理行政主张行政理性，追求效率，经济和效能等工具价值但忽略了公共行政的社会效益和民主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管理主义的公共行政成为盲动的理论。民主行政理论认为公共行政必须体现和尊重法治与民主的原则。公共行政在实现善政和善治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文化管理过程中应该鼓励社会参与。社会参与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途径。市场机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文化管理的经济效益。社会参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扩大文化管理的社会基础，促进文化管理的法治化和民主性，实现文化管理的社会效益。无论是市场在文化管理中的基础作用，还是社会参与在文化管理中的重要意义，都离不开政府在文化管理中的职能定位。政府是推动社会转型的主要力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能力是文化竞争的关键要素之一。20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和日本通过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在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主导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权威政府的主导是出现东亚经济奇迹的关键因素。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之后，亚洲的主要国家开始反思在现代化进程中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并质疑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2008年的金融危机预示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在全球化的语境中，需要重新审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需要再次“找回国家”。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限制政府作用的范围。因为政府是必要的恶。政府是由人创立的而不是神创立的;管理政府的是人而不是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在防止经济危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福利主义者进一步从社会稳定与社会公平的角度肯定了政府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的发生，凯恩斯主义和福利主义遭到了新自由主义者的强烈抨击。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他们主张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出现了第三次民主浪潮。然而在民主浪潮中建立的政治体制并不稳定。在拉美地区出现了威权浪潮取代民主浪潮的趋势。亨廷顿认为，现时代的冲突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冲突。在民主浪潮余波未尽之时，出现了不同于新公共管理方式的管理模式:“权威—秩序—发展”的模式。政府在这种发展模式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主权受到了强烈冲击。国际性组织、区域性组织限制了国家主权，国家内部的多元治理主体正分享着政府的权威，跨国公司更是超越了国家主权的控制范围。在开放性的国际舞台上，以经济、军事为基础的硬实力竞争始终存在。以文化输出为代表的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为应对文化风险带来的挑战，需要发挥政府在文化管理模式建构中的主导作用。文化发展需要政府做出统一规划，文化创新需要政府的支持与鼓励。

参考文献

［1］【英】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8．

［2］【英】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 2)．

［3］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3( 1) :20－32．

［4］金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5］金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6］毛少莹．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管理与服务［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7( 2) :50－51．

［7］【法】皮艾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30－32．

［8］王沪宁．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J］．瞭望周刊，1994( 20) :31．

［9］金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10］霍步刚，傅才武．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期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策略问题［J］．中国软科学，2007( 8) :23－34．

［11］【英】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06．

［12］【英】Ostrom，V．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Al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74:19－20．

【注释】

[1]赵林栋( 1984—)，山东聊城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方向为政府改革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