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黄帝内经》中，外感病常称为“伤寒”。如《素问·热论篇》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如《素问·骨空论》指出：“风者百病之始也……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难经》提到“伤寒有五”，认识到外感病有不同的种类。《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和治疗思想对外感病的治疗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包括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特点的外感热病在内。《伤寒论·伤寒例》中明确提出：“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这是对外感热病传染性、流行性的较早描述。
葛洪《肘后备急方》指出：“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风，使人骨节缓堕受病，至春发，名为时行；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如此诊候并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至此，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特点的外感热病开始从外感病中独立出来。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明确地将外感病分为伤寒、时行、热病、温病、疫疠五类，将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特点的外感热病独立描述，特别是在论述疫疠时提到：“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这些认识为后世温病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代的《千金要方》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预防和治疗瘟病的方法和方药，如解肌汤、葳蕤汤等，对当代的临床实践具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朱肱在《类证活人书》中明确地将外感热病分为伤寒、温病、热病、温疫、温毒，并分别进行论述，创制了大量的治疫方剂，其中就包括治疗“瘟疫时行”的名方败毒散。
刘完素立足运气学说，对外感病的病因病机进行了深入的阐发，用药力主寒凉，创制了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诸多表里双解药，为后世外感病的辨治开创了新的思路。
明代的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吴氏名之为“疠气”“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他又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这就从病因角度，对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特殊外感热病与一般的外感热病做了区别。
随着清代温病学派的崛起，温病从伤寒的框架中独立出来。基于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一批大家的智慧和创新，温病学形成了自己成熟、完善而独特的辨治体系，形成了完备的理、法、方、药的理论认识和临床诊疗方法。温病除了包括传染性、流行性极强的瘟疫外，还包括传染性、流行性不甚强以及没有传染性、流行性的外感热病。而其中的辨治规律，对当今流行性感冒这类疾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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