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语境下陕西文化的崛起

十八大语境下陕西文化的崛起_文化治理: 文化管理的实践趋势

十八大语境下陕西文化的崛起^[1]1

戴生岐

摘　要:党的十八大政治文本中提出了一个宏伟愿景，这就是到建党一百年的时节，要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给陕西文化的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全方位的崛起。陕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血脉基因;挖掘和整理氤氲于陕西省人民心理结构中的道德素质和地域文化性格特质，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程承接地气，公民道德素质全面提振增强实效，人民精神生活小康上层次、上水平和社会主义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强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十八大;语境;陕西文化;崛起;核心价值;道德素质;精神生活;文化竞争力

一、陕西文化崛起的历史机遇

党的十八大政治文本中提出了一个宏伟愿景，这就是到建党一百年的时节，要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紧接着，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带领甫一履新的六位常委和书记处同志从中南海出发，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在参观期间，习近平同志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并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按照张维为的说法，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伟大文明型国家的再度复兴。因而这种复兴必然是超越经济层面的一元性和单向度的全方位的和整体性的崛起。而且，小康前冠之以“全面”，必然涵盖着文化小康的目标在内。同时，“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还是五大建设格局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这样看问题，你就不能不承认，中国的西部，尤其是陕西，迎来了后来居上、再度复兴的良好机遇。文化学者肖云儒指出，陕西是中国文化的“硬盘”和精神母体;又是中国文化的“芯片”和脱氧核糖核酸。因此，界定、梳理陕西文化的概念所指和历史流变，归纳陕西省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的道德素质和地域文化品性的基本特点，挖掘陕西省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过程中所氤氲的独特的社会性格和幸福内涵，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程承接地气，公民道德素质全面提振增强实效，人民精神生活上层次、上水平和强化社会主义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陕西文化的创生发轫和历史流变

(一)陕西文化的概念界定

陕西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亦称为三秦文化。但是，她和在中华大地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相比较，却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地域文化是和全国文化相对应的概念，陕西文化所在地当然是“三秦”，但由于在这一方热土前后出现过十三个王朝(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所以因王朝建立所代表的文化就既是全国性的文化又是地域性的文化。因此，三秦文化的普适性和普世性就不是中华其他二十四个地域文化圈所能望其项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秦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原生形态，就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基因库，就是炎黄子孙的历史身份的DNA和寄托灵魂的精神家园。

“三秦”地名出现于秦汉之际的楚汉相争时。秦末农民大起义，项羽屠咸阳，杀死秦王子婴灭秦之后，为了“距塞汉王”而“三分关中”之地，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黄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是为“三秦”。本文所说的“三秦文化”，不但包括秦汉以后的陕西地域文化，还要包括秦汉以前甚至先周初民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主要涉及中国轴心时代在陕西发生的周秦汉唐四大朝代的文化存在，旁及其他地域文化，并对后继者的文化余续稍作兼顾。

(二)陕西文化的历史流变

陕西文化继承并发展了周秦文化的优秀成果与原始雄风，到了汉唐阶段臻于鼎盛，并且以独具特色的关中文化或长安文化的风貌昭示于世人。汉唐时期的关中或者长安，是全国经济、交通、政治、文化和社稷的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重镇和要冲。因此，关中文化或者长安文化理所当然地构筑成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主体元素。虽然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一个整合的复合体，其表层和硬件设计是堆积在大地之上的“人化自然”的物性文化，然而中国文人历来把狭义的文化即理念层面的文化高看一眼。并且认为唯其理念文化，才是经营器物文化使之健康演进的灵魂和路向。梳理陕西文化，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表现理念文化的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风物掌故，以及创造他们的名人大家。陕西大地诞生的《诗经》《周易》《尚书》《史记》《汉书》《正蒙》，等等，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化典籍。易学中阐发的“人文化成”的人文主义维度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中国人生生不息，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基本指南;司马迁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所生发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恢宏愿景，代表了陕西人民敢于咥大活、长于咥实活、善于咥成活的价值取向;关中西府扶风人班固的史学价值取向中的“正统意识”和尊儒淑世的改良主义情怀，反映了陕西人民祖宗崇拜和归根返本的“不折腾”(陈忠实先生笔下的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维护正统，坚信“有本不穷”的最后一个乡村儒者)气质。俟其后进，随着本土黄老之学和道家文化的蓬勃兴起，以及隋唐之际佛教文化在关中的灿烂繁荣，一大批在文史哲(包括宗教)方面造诣颇深的杰出之士便灿若星河。董仲舒(儒)、道安(释)、鸠摩罗什(释)、王重阳(道)、尹喜(道)、老子(道)、孙思邈(道)、阿罗本(景教即基督教)、苏谅夫妇(祆教，即拜火教)李白(文)、杜甫(文)、韩愈(文)、张载(哲)等，都是可以忝列中华文化史或者世界文化交流史长廊中的不二代表。如果说，周文化在“监于二代”的基础上有所损益，从而周公旦制礼作乐，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河，并熔铸了关中原住先周初民敦厚多礼、文雅谦让、崇尚流动、和合平健的地域性格的话;那么，秦文化在筚路蓝缕、一路西来的艰苦奋斗中所积淀的务实进取、崇尚功利、唯“大”是求(赵吉惠先生语)和变法图强的地域文化性格，则构筑了陕西省人民不服命运安排，不断超越自身的一如柳青在《创业史》中所钩玄的“恨透铁”精神。到了汉唐，由于南方道家文化、东方儒家文化和魏汉佛家文化的多元交会和碰撞整合，则引发了陕西省人民的“头脑风暴”和不同文化信息观念的组合与裂变。在这个文化大繁荣的实践中，就逐渐形成了陕西省人民大气包容、悦纳会通、涵化创生和内方外圆(孙思邈首倡此说)的交往理性。唐代的长安，由于西域凿空、南夷开通、东海贯达而造成多元文化向心组合并转换生成，遂使她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中心和东方的罗马。

两宋以降，随着政治中心东移和经济文化中心南迁，沟通中西文化的交通要道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当海上丝绸之路送来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泉州布道的时候，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经过东线来到中国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时节，陕西文化或者长安文化或者关中文化便逐渐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和的稳定期。日有朔旺，物有盛衰。正是在这个相对稳定期，被黑格尔称之为“米纳瓦山上的猫头鹰”的哲学家，才算是迎来了大有作为的好时光。因为过于光怪陆离和异常热闹的文化生态，委实不利于哲学家“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理论致思活动。在反省、总结和提升陕西文化的过程中，韩愈、李翱、张载做出了特出的贡献。特别是张载所创关学的诞生，标志着陕西文化经由器物、经验、民俗、掌故向哲理层面的过渡。而且，秦皇在先期所创造的制度文化，也须待这个后来者作为守护神才能福祉绵延。张载在其《西铭》中所发出的“民胞物与”的哲理之言，被通家视为中国北宋年间现代化发轫阶段的后现代的先声之鸣。所以，历史老人到了两宋，陕西文化才不啻在狭义层面和人文维度上臻于文史哲三位一体的完善;而且在整合科技因素的广义层面上，也才完成了器—道—制的三元整合。明清时期，由于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社稷的中心地位，故主演中国历史活剧两千多年的陕西省人民，其角色扮演也只好完成由主角到配角的痛苦转身。这时，陕人的文化心态也就从形儒实法或者形法实儒转向到形儒实道的地步。但关学鼻祖张载为公共知识分子所开出的“立立既开”的人生使命并没有让关中人忘怀。他们乐于形上性“宏大叙事”的雅兴依依如前。这时最有名的文化人群体当属“关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笃)的崛起。尤其是皓首穷经、枵腹布道、面带菜色的周至人李二曲(即李颙)，他更抱定了为挽救世道人心而“招魂”的人生志向。当他和眉县人李柏一前一后跨出三秦大地去南国苏杭一带“讲学”时，还不期引起了轰动。“一时巨绅名儒，远近骈集”，“郡人诧为江左百年来未有之盛事”。

(三)陕西文化的主要特征

陕西文化在自己发生、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彰显了许多不为外埠文化所具备的特色。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

1．合和平健的人道主义特征

这和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开发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或者现实的人道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合者，天人合一也。但陕西省人民的天人合一不啻是荆楚道家文化圈里所侧重的天道主义的天人合一，而是带有强烈人道主义色彩的天人合一。因为在陕西省人民看来，这个“天”主要指自己生命所由出的性命之天和祖宗之天。所以从先周初民开始，以家为本、面向过去、社稷唯大、祖宗崇拜的观念就深入三秦儿女的心灵。和者，人际和谐也。周文化所氤氲的人际和谐的文化价值诉求，曾经把为一寸、半寸犁沟界畔争得不可开交的茵虞两个部落首领羞得无地自容。因为周人早就信奉了“一让两有，一争两丑”的道理。平者，心物平衡也。关中大地北傍渭水，南依秦岭，气候温暖湿润，土质疏松宜耕，人们只要稍事劳作，大地母亲便会献出粟米布帛，千百万年来，就养成了三秦大地人民的主清静、尚闲逸的社会文化性格。凡勃伦认为，文化人都是“有闲阶级”。所以，陕西省人民都是内心丰富的文化人。他们才没有见了“海”就急巴巴扎下去捕鱼捉虾的冲动，而是多了一种在“岸上”“涤除玄览”、仔细把玩自家文化的自觉。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放就是搁置，就是把丢失的心魂找回来并置放在该放的位置。陕西省咸阳人民所开发的“biang biàng面文化”，就是反映作为文化人的陕西省人民的精神图腾。其中的心字就被搁置在行进的轩车之基座上，而基座和车轮又附丽在大地上，这才叫作“踏实”。陕西省人民认为，唯其把内心做丰富了，才能够和日益丰盈的器物堆积即生产力发展的巨额财富相匹配。健者，身心俱健也。陕西省人民都是中华身体哲学的实践者和道家思想文化的诠释者。他们坚持了一种尊崇价值理性，整合修齐治平、统摄才力命德，突出人际“之间性”的人生哲学，所以特别注重自己“身态”系统的上下协调，他们经常讲道，“头圆像天，其所以轻清者上升也;足方像地，其所以重浊者下降也”。所以他们既注重形而下的物性释放和感官享乐，这点和巴蜀大地人民崇尚滋味，“至乐活身”有的一拼。但同时，他们又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所以绝不做“下三滥”，而是要做明礼诚信、胸次浩大，具有“智勇仁三达德”的人。所以他们又对精神性的“东东”更为关注。他们就是进入天地境界的人。孙思邈开发的“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的人格境界，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2．纳异进取的事功主义倾向

先秦属于轴心时代，从那时起，陕西文化就具备了纳异进取的事功主义的基因。“纳异”，即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把异族文化整合到自身，壮大我们自己是也。周据关中，其祖后稷擅长农事，在舜帝时就被封为农官。传至不窋，夏后氏昏乱，不事稼穑，“周人失官而被迫逃窜于戎狄之间”。由于夹缝求生，不得安生，传至公刘，周人又迁徙于泾水中游的豳。公刘率族人“复修后稷之业”，探水源，察地形，划地界，“彻田为粮”，大力发展生产，修建宗庙并建立武装。周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戎狄的觊觎，古公亶父说服族人，舍弃了眼前的“坛坛罐罐”，又率浒岐下，开始了向岐山周原一带的第三次大迁徙。“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拜天时之利的地缘因素所赐，加上万方辐辏、近悦远来的人和因素，古公又率族人开启了在西岐大地的新一轮改革。他们“贬戎狄之俗”，接受先进文化，重新划分土地，发展生产。“作五官有司”，建立国家机器，从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人居建筑文化、青铜文化和礼乐文化。并为灭商做好了准备。尤其可贵的是，太王并未拘泥长子继承制的古训，而是大胆启用太姜所生幼子季历，以便加强周姜两族的联系，对付戎狄和商朝。聪明的太伯和仲雍善解人意，并没有与弟弟争长竞短，而是离开桑梓，断发文身，到南国经营周朝的事业。这是周人第四次大迁徙。毛泽东的先祖姬姓曰叔郑，毛公鼎的发掘可以做证。其后世很可能就是太伯或者仲雍的后裔。季历继位不负众望，讨平西北诸戎，向东逼近商王朝。季历而后文王姫昌继位，他重视农耕，发展生产，体恤人民，爱惜人才，最终造成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的“悦治”局面。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文王礼贤下士、能人归附的良政善治格局引起了商王的恐惧，于是囚文王于羑里城七年。文王忍辱韬晦，作周易，演八卦，铭心志，浇灌心中块垒，蓄养溘商之志，出狱后不断扩充领地。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并且在条件成熟时毅然迁都到丰，这是周人的第五次大迁徙。文王迁丰后第二年溘然长辞，其子武王不忘庭训，继承遗志，为了东进灭商，又第六次迁都至镐，并最终拿下朝歌。纵观周人的崛起可以发现，周人不恋故土，无畏进取，不断开拓生存空间，脚踏实地抓住每一个发展机遇，不仅促进了自身的文明和发展，而且对整个古代中华文明做出了积极贡献。

3．功利务实、变法图强的政治胸襟

如果说，擅长农耕文明的周人在地域文化性格上突出了脚踏实地的交往理性的话，那么，善于养马驾车的秦人，其文化性格就多了一抹仰天长啸和壮怀激烈的英雄色彩。秦人是居于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一带古老的遍及嬴姓部落。传说秦人始祖大业是颛顼帝孙女误吞玄鸟蛋而生。秦人是善于养马和驾车的部族。因而天生秉持了一种唯大是求的政治情怀(可以参照黄帝的作为)。周穆王时，西垂嬴姓部落首领造父因善御得宠，为穆王驾车西巡，使他“乐而忘归”。首领非子率众在汧渭之间为周孝王养马，因公封于秦(今甘肃清水县)。这支嬴姓部落才正式称为秦人。西周晚期，西部戎狄不断入寇渭河流域。周王室利用首领秦仲、庄公统帅秦人，终于打败西戎。庄公因封“西垂大夫”。

秦庄公在位44年而传于襄公。襄公即位第2年迁汧(今陇县)。公元前771年周幽王遭申侯犬戎之乱。秦襄公率兵勤王，并护送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因此被平王正式封为诸侯，得到岐山和丰京之地。自此秦国出现。司马迁称赞“秦起襄公”，视襄公为秦国创始人。

至秦穆公时，广招天下英才，用五张羊皮换回在楚为奴的百里奚，请出隐居宋国的蹇叔，重用善于相马的伯乐和九方皋，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终于攻灭西戎十二国，成为威震天下的春秋五霸之一。

秦人从德公元年(公元前676)到献公二年(前383)的290多年间，一直定都雍城。19位国君以雍都为中心苦心经营，为后来秦始皇一匡天下打下了基础。

战国初年，魏文侯重用李悝变法，率先强大。公元前408年，魏将吴起西渡黄河，大败秦军，筑郡西河(今陕西东部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而酣睡秦人卧榻之旁。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励精图治，毅然离开先祖立业近三百年的故都雍城，迁往“可通三晋，北却戎狄”的东部边境栎阳(今临潼东北武屯镇东北北古屯)，以示雪耻河西的决心。公元前329年，魏在三代秦王潮水般的攻势之下，终于签订城下之盟。河西之争刚一结束，便传来秦横扫六合的一阵紧似一阵的马碲声。

栎阳位于关中东部，地湿而易水患。一旦敌人突破黄河，便无险可守。咸阳位于关中腹地，南临渭水，北依原阪，物产丰富，易守易进，故直至二世秦亡(前207)，经七代国君长达143年的经营，雄踞关中，虎视天下，位列六国之首。及秦王嬴政，“奋六国之余烈”，十年间，秦军铁蹄便踏平韩、赵、魏、楚、燕、齐。其后咸阳又跃为全国首都，“天下辐辏”，近悦远来，堪称当时世界的东方明珠。总之，秦据关中凡五六百年历史，由于其志存高远，唯大是求，纳异进取，事功为本，广罗贤才，变法维新，励精图治，实行耕战，凿渠灌田，南通巴蜀，北备匈奴，西和诸戎，东灭诸雄，车同轨距，书同文字，兴修驰道，厚筑长城，因而成就了独具特色的秦文化之“宏大叙事”。

张岂之先生认为，发轫并成熟于三秦大地的先周文化在本质上讲是一种礼乐文化，她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原生形态，并且理所当然属于中华传统主导型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经典形态。相对于周文化，赵吉惠先生则认为，秦文化在其本质上讲是一种法家化的文化范式。所以陕西文化在她的发轫阶段，就是一种阳刚气质十足的以儒为表、以法为里的儒法互补性文化。俟其后进，随着两汉和隋唐的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在陕西的兴起和传入，陕西文化的内容架构就发生了“扩容性”质变，即生长成了儒释道伊四位一体的文化体系。万物起源于水。文化的创生亦然。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据此把陕西文化亦称之渭水文化。他说渭水既是生道之水，萌易之水，又是立儒之水和融佛之水。窃以为渭水还是成法之水，形墨之水和纳伊之水。纳伊之水，即接纳了从丝绸之路传来的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文明之水是也。我研究过“学通四教”的文化大家，被誉为“真回老人”的王岱舆先生的文化思想，发现在明代世居南京城的王岱舆先生的文化视阈就极为接近陕西人的文化视阈。这就是儒释道伊的四位一体的文化形态。

诚然，“人文化成”的主体是人。所以，陕西文化就是由陕西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鼎力协同生成的。作为中国大地原点的陕西，是亚洲人最宜居的一方水土。陕西蓝田人作为北亚地区最早出现的人类在陕西的文化创造就是生动案例。接着是大荔人，然后是长武人、河套人、黄龙人、涝池人紧随其后，到了新石器时代，则是半坡人的锐意跟进，正是远古时代以上部落的协同贡献，才创造了陕西古代传统文化之树的深厚根基。俟其后进，陕甘接合部地带的大地湾人和几乎同时在全国好几个地方产生的龙山文化的主体龙山人，正是由于他们在文字创立、青铜器制造和城市建设规划上的卓越贡献，才拉开了陕西历史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的序幕。历史进入文明时代后，又是居住在陇西和关中西部的周人和秦人，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两汉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诸胡融中”(旧史叫“五胡乱华”)的人口流动加剧，陕西关中地区又迎来了新的成员，这就是匈奴人、鲜卑人、羌人、羯人、氐人等民族的加入其中。通过千百年来的汉胡混血和文化磨合，关中原住民也深受“胡气”的浸淫。胡人体格上的“肥壮”“多髯”，心性结构上的勇毅、豪迈、自信，在关中人身上也多有彰显。再后来，就是西域人(以波斯人为主)以及中国东部人、南方人的八方来朝。今天，生活在关中的几十万穆斯林兄弟，以及星罗棋布于关中平原上的闯关中的河南人、四川人、湖北人、山东人、东北人、江浙人，等等，都是创建陕西文化不可多得的生力军。因而，把握陕西文化，就不能不对陕西人的地域文化性格做出钩玄。

三、陕西人地域文化性格钩玄

陕西人文化性格概括起来讲，就是五句话:即生烈朴咥，闲逸渥枼，正统耿介，公诚勤德，争愣犟倔。

(一)经济生活中氤氲的生烈朴咥

熊十力有言“自本自根之谓命”。我们发现，陕西人民首先就是具有崇根敬本信仰的“得天命”一族。“天”在这里主要指自己性命所由出的祖宗和历史文化基因。所以，陕西人民在灵魂深处就具有敬天保民和祖宗崇拜的价值信仰。同南方有些地方信奉妈祖或者崇拜巫鬼比较，陕西人民的宗教信仰就显得很是纯粹。祖宗崇拜表现在政治信仰上，就是“法先王”的治理理念。所以，陕西人民都是认同“君子有三畏”的谦谦君子，他们当然也对祖宗有所“损益”，并且也不认为在“损益”基础上创建的自家新典章制度就完美无缺。但是，有所“损益”所体现的绝对是一种“贴地而行”的改良情怀，而不是一种“长空高蹈”，大起大落，狂飙突进式的瞎折腾。陈忠实先生在其名著《白鹿原》中，通过关中名儒朱先生的口所发出的“究竟要折腾到何时为止”的“天问”，就代表了陕西省人民“安息为本”(陈独秀语)、不想折腾的心声。所以，他们就对王安石的“三不足”哉言保持着警惕。“守正”才能“开新”。所以，陕西省人民又是极会创新的一族。也还是熊十力先生说得好:“恒创恒新之谓生”。准此观之，陕西省人民的创新意识还是很强大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就是先周初民的奋斗情怀和创新精神的绵绵不绝。蒙培元先生把中国哲学称之为“生”的哲学，陕西人就是崇尚“生生不息”、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劬劳哲人。可以说，正像李东桥在秦腔剧《西京故事》中慷慨激越吼唱的一样，从“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追溯上去，陕西省人民的创新精神就从来没有“塌过腔”。今天，西安高新开发区的综合创新能力已经名列中国第三，许多高科技人文景观矗立在西安大地。正像广告词里说的，“西安有的，外地不一定有，外地有的，西安也有了”。同时，陕西是中国的大地原点，也许是庄子寓言故事中的“浑沌之喻”产生了神奇的效力，陕西人民在人格特质上就有了一种浑沌未凿的天然气象。这是保持陕西人民弥久不衰的原始生命力的主体条件。但是，由于七窍未开，浑然素朴，这又导致了陕西人民高贵而不精明的人生格调，所以，他们大都是崇尚大写意、恪守粗线条的一群。然而，高贵者往往会仰天长啸并臻于壮怀激烈，所以，他们又具有某种“愣头青”气质和敢于生整的“二杆子”的脾气:即他们都是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和仗义执言的人。从历史发展脉络看，汉唐以前，陕西人大都是积极进取、阳刚气十足的法家和儒家，但是，两宋以降，陕西人民却在文化反思中变成了形儒实道的人。所以，他们又成了“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并且相信“至乐活身”和“得大自在”的老庄之徒。也许是见惯了政治生活上的沉浮炎凉，陕西人便失去了“巴结上进”的雅兴。有西凤酒喝，有羊肉泡咥，有秦腔吼，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他们才不会寻情钻眼去政府机关谋个一官半职。昔有医界亚圣孙思邈，少年颖悟，得老子“为而不有”玄德价值观念之真钵，历经隋唐二代，三辞御请而不仕，不问政治，寄情民瘼，精诚德三位一体，终成济世活人的一代“苍生大医”。又有明代哲人李二曲(李颙)，他潜心研学，皓首穷经，枵腹布道，终成一代大儒和学界翘楚。那么，疏离政治的陕西人在何处找乐子?答曰“咥活”是也。张艺谋在自己的宏大性艺术作品的制作中，为何偏偏看上了关中华县的老腔?答曰一句话，就是看上了在老腔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弥馨的一股子“咥活为乐”的生命意识。我把它概括为两个字，即“欢实”。在王全安执导的电影《白鹿原》里担任传播陕西文化“起兴”任务的，就是老腔中的这么一段: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

男人笑女人哭全在炕上。

男人上了原，女人做了饭。

男人下了种，女人生了产。

娃娃一片片，都在原上转。

马克思说，生命的表现方式只有两种:一是表现自己生命的生产劳动;二是表现别人生命的生儿育女活动。而“咥活”的本意却至少有四种，即一为吃饭(陕西省人民叫“咥饭”) ;二为交媾( SEX) ;三为打仗(从社会互动维度切入，准战争状态作为一种冲突性社会互动类型的最高表现，从来就是从口角、拳斗、械斗、仇斗开始的，而陕西省人民把拳斗就称之为咥人(笔者认为，最漂亮的一架就是关中冷娃赵寿山、孙蔚如将军带领关中后生在中条山和日本人干的那一架) ;四为弄事。而这就是实现人的生物学生命和人类学生命相统一，并因此而能够得到人世间生命“欢实”和尊严的主要内容。还要看到，正是由于周文化崇尚“同则不继，和实生物”的和谐思维，秦文化崇尚纳异进取、开放兼容的进取精神，所以才造成了陕西文化的先进性和正统性。这又保证了陕西省人民的文化自信和强大的涵化创生能力。也就是说，外来文化一旦和先进的陕西文化发生碰撞，往往就会被陕西文化同化为自身的血肉。《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即公元630年，突厥汗国颉利可汗至长安，仅突厥受降五品以上官员就达百人。入住长安者近万家，达4万多口。当时长安城共有居民130万人。据西安北郊出土的《安万通墓志铭》记，其“先祖本生西域安息国”，即伊朗。从13世纪又有大批波斯回民移居长安，然而，在长安从古到今，他们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波斯语系，他们现在的话是纯正的陕西话。近代渭河北道向北移了五公里，不少的湖北人移居河岸草滩，清代才建村的湖北庄、杜家堡、东兴隆、八姓(今写兴)滩等村落的人们，如今已经听不到湖北话的影子。20世纪50年代集体移民到大荔、阎良、蒲城等关中道的“山东堡子”“河南村”的同胞也逐渐被关中话同化。本文作者特别喜欢的陕西省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陈爱美，宝鸡秦腔剧团的钱碧媛，一个是山东堡子长大的，另一个是辽宁人，但她们都能把秦腔唱得字正腔圆，后者还女扮男装，成了著名的须生演员。历史进入新时期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勃兴，又有大批江浙一带的人来陕西圆梦。如今，这些人咥碧昂碧昂面时的惬意神情比西安人还西安人。胃是很难改造的器官。既然一天不吃米，一天不吃鱼，就感到腰杆子疼的南方人把面食都当成了自己的最爱，那还有什么不能适应的?陕西就像一个大磁石，吸引了外来者的赏目顾盼，其文化的先进性让这些人陶醉其间，并被同化，这说明陕西文化委实具有极为强大的涵化创生功能。

(二)文化生活中养成的闲逸渥枼

从经济一元导向的发展观来看，陕西省人民的这一文化品性的确不利于在适应幼稚型市场经济所滥觞的“丛林社会”中“成功”。因为基于经济学维度，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语描述闲逸渥枼，就成了文化心理上的由磨蹭心理、行为上的怠惰做派(即何炼成教授说的“磨洋工”)和社会财富分配上的“蹭饭”(即胡义成先生所开发出的“周公型模”)取向三位一体的“连续统”。这显然是一种前现代崇尚“诗意栖居”的农耕原住民的文化心态，因而就必然对现代性观念多有隔膜。尤西林教授认为，一个人的现代性观念表现在时间感觉上，就是要有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观念，如果个别劳动时间远远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工作就缺乏效能感，如果风调雨顺，还勉强能维持温饱，倘若遇到年馑，就只能遵循“你有我有全都得有”的不饿死人的大锅饭精神行事。谢晋执导的电影《芙蓉镇》，里面有一个被称之为“运动根子”的角色王秋赦，就是一直巴望着把“铲冒掐尖”和“打土豪、分田地”地蹭着吃饭的状态永远保持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王秋赦最后就疯了。然而，拜上苍所赐，关中地区历来是风调雨顺，除个别年份也因干旱等天灾导致了盗贼蜂拥，土匪横行的靠烧杀夺、“打砸抢”吃饭的混乱局面，但大多数时间，关中是被称之为天府之国的，所以他的子民并不因为工作效能感欠佳而吃不上饭。而且由于受儒家“矜而不争”、道家“知足不辱”和法家艰苦朴素文化的多重熏陶，他还对自己“一天三顿面，有了辣椒不要菜”的日子感到心满意足。于是就有闲情逸致从事文化活动。如果说，北京人看外地人全是下级，上海人看外地人全是乡下的，深圳人看外地人全是没钱的，那么，陕西人看外地人则全是没有文化的。文化人都是有闲阶级，陕西人就是这样的有闲阶级。有闲阶级一般爱思考三个问题: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在思考中，陕西人就对规定自己的先赋性因素形成了高度的自觉。这和成天只知道在商海里打拼，忘了自己姓啥为老几的无根之人、无魂之人适成反差。关中人骂商人认钱不认人，说他们为富不仁，有时连亲娘老子都不认，就说这个人好像“从石头缝蹦出来的一样”。我去北京经常到北京工商大学招待所下榻，该校园有一个石雕景观，就是孙悟空从石头缝子蹦出来的形象。与这一形象相反，经常在乎自己先赋性社会角色的陕西人，就有着强烈的“攀家”情结。他们常说宁守穷家，不争外富，连女子嫁人也一律不对外。所以，陕西人的家园归属感就是全国最强的。这是由陕西人的“渥枼”意识和“怂管文化”造成的。孙立新教授把“渥枼”写成“倭枼”，我们一般不这样用，我们写成“渥枼”。渥就是生活优厚的意思;枼就是记述家族谱系的薄木片。渥枼就是有优越的先赋性社会资源。仰仗这种资源优势而不思进取，就必然会坐吃山空。所以由“渥枼”所造成的“品麻”和“闲逸”往往深藏着某种危机。然而，就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从来具有某种不平衡性一样，在把祖宗的“家当”还没有“踢踏”完的一段时间里，坚守在家门口的陕西人在文化上还是会做出一些好东西的。至于“怂管文化”，我以为更是陕西人特有的东西。我把“怂管文化”转换成了另一个说法，叫陕西省人民的“DNA管理文化”。怂字的最正宗写法是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里的用法，即就是尸体的尸，下面再搁置一个从众的从。在《周礼》中，尸是被称作祖宗的角色。成语“尸位素餐”的本意并非无功受禄和坐享其成，而是祖先吃饭就应该“白吃饭”，因为祖先在他生前早已经超额奉献了。祖宗吃不了的剩饭被称之为“馂余”，活着的孝子贤孙们以能吃上祖宗的剩饭为荣，被称之为“福 巴子”。把从字搁置在尸字的下面，其基本含义就是对自己的基因所由出的祖宗人生价值观的服从。因为孝道文化的主要精神就是听话和服从。有了这种意识，陕西省人民就不急于“下海”，而是在岸上抽出闲暇把自家文化上的事业自觉地经营好，同时在家门口把家里的事情照应好。所以他们就有了“老不上边，少不下川”的死守有余而挪活不足的习惯。在家门口经营文化的陕西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颇具后现代小型叙事的文化创造上。比如说小说、诗歌、散文、书法、绘画、镌刻、雕塑、建筑什么的。不能说科技文化不是文化，因为我们坚决反对把人民群众排除在历史文化创造范畴的精英主义理路。例如，就以我比较熟悉的交通文化来说，我就特别认同马克思的说法，即交通文化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拿陕西来看，这方面的杰作可以说美不胜收。如第一个采用火烧水激法凿开秦岭的石门隧道。第一条堑山湮谷构筑的高速公路直道。第一个全国性公路网络系统驰道。至于在农学、医学等方面的文化创造就更是不胜枚举。因为闲逸，而且以小农分散化个体经营方式为主，我这里主要想讲讲由个体人所创造的器物文化。例如，把玉文化与人性紧密结合并有所建树的地方就在陕西。在古代中国，玉器是承载儒家文化意味的最重要的器物形式。玉器因其温润而泽、廉而不刿、气如白虹的形象气质而为君子仁人所钟爱。陕西玉文化以神木石峁龙山玉文化为发轫，以“郁郁乎文哉”的西周玉文化为代表。因为玉器在敦厚多礼的周人那里是祭祀祖先、出兵打仗和日常公关礼仪活动中须臾不可或缺的礼器。再如，中国是最早铸造青铜器的国度，而她的重镇就在陕西关中西府的岐周大地，岐山和扶风，被誉为青铜之乡，从这些年的出土情况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数量巨大;二是长篇铭文居多;三是宗庙重器多;四是西周断代标准器多;五是青铜器窖藏特别多;六是青铜器多为方国之物，等等。又比如，陕西还是我国陶器出现最多的地区。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代表了仰韶文化的历史高度。中国还是瓷器之乡，陕西省出土的耀州窑瓷器，曾经远销世界各地，受到所在国人民的好评。如果说，以上文化过多地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心血和创造，那么，陕西省人民在书法、玺印、绘画和雕塑上的文化成就，则多半是闲逸之士通过手工作坊的组织形式亲手创造出来的。就书法文化讲，最早在陕西出土的甲骨文文化并不逊色于安阳的殷墟。而且西周金文在我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鲜有匹敌的对手。秦人的石鼓文文化，更是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秦人所开创的篆书以及汉代的魏碑，都是代表当时书法成就的国家级水平。玺印文化在陕西省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秦印文化代表了中国玺印文化的主流趣味。在绘画上，唐朝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的画作全国有名。雕塑最为杰出的成就就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兵马俑。陕西省人民闲逸渥枼的文化品格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民俗事象中。日常生活世界民俗文化事象主要涵盖衣食住行、迎来送往、婚丧嫁娶、节庆祭祀、地方戏剧等方面。由于周尚火德，秦尚水德，陕西人民在衣着上主要是喜庆热烈的红色和肃穆凝重的皂色。同时，由于受“天子的选民”意识的影响，在岐周大地人们还普遍崇尚黄色。老者多半会在腰间系上一条黄腰带，以示这个身份特色。而善于驾车和养马的秦人又发展了发达的服舆文化和交通文化，加上威严厚重的皂色衣着的匹配，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独具三秦大地地域特色的社会整饰文化，即赵吉惠先生所说的“唯大是求”的面子文化，那坊间所谓的“扎势文化”。民居文化在陕西省以厦子房为主，这是适应人口繁衍急剧增多的紧迫情势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价值理念在建筑文化上的表现。而食俗文化上的讲究，才是最能体现陕西人民文化人闲逸性格的文化事象。即便是最为简单的面食，陕西人也能做出花来。其中最有文化含量的面食当属于biang biàng面和岐山面。发源于咸阳北阪的biang biàng面，看似简单，但其中蕴含的文化意味却是极为丰富的。biang字共有六十画，它是陕西省人民的精神图腾符码。我们把它解读为以下段子:

老陕住房讲宽展，

生儿育女活神仙。

说话结实得自在，

衣喜唐装丝和棉。

六骏退役有地铁，

忠孝二字铭心间。

民生保障免后顾，

迎来社稷人心还。

光咥肉食徒肥大，

国防雄厉天下安。

得暇出行看世界，

坐着飞机游宇寰。

如果说biang biàng面文化在刻意寻求CI形象符码(比如说这个biang字)中附加了较多的商品营销元素，那么，岐山面文化事象中的文化意味就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岐山面被称为“神来之食”。它已经在陕西流行了三千年历史。据说，是从周文王时就传下来的美食文化。岐山面的加工者一般是过了门的新媳妇，这位“岐山姐姐”(当然不同于“芙蓉姐姐”)一般具有贤、淑、贞、静的传统美德，她能把面“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还莲花转”。因而岐山面也就称作嫂子面。女性同胞一般具有比较突出的“交往理性”，她们都是王馥莉式的大嫂。因而由她们做出的岐山面又叫和气面。于是，岐山面就承载了亲爱家族、敦睦邻里、佮笼外人的诸多功能。而里里外外都能应付裕如，且说话像阿庆嫂一样的擀面把式即“岐山姐姐”，也就成了一个家族里的“会会嫂子”(即会和人会面打交道的嫂子)。岐山面所用的肉臊子最初又被称之为“屠龙之羹”，说的是原始性的岐山面肉臊子是由周文王带领士兵宰杀的一条蛟龙剁好加工而成的。此点已不可考。但其中氤氲的屠龙文化却昭示了周人不畏权威，敢于抗上，顺应民心，敬天保民，奉天承运的革命精神。岐山面的“泼汤之俗”来源于《周礼》中所记载的“馂余之礼”。其基本意蕴就是通过吃剩饭的方式沾上祖宗的“福巴子”。岐山面的“回汤之俗”，则集中彰显了周文化中的和谐思维。它启迪做人不能太“裂味”，而必须恪守原始生命共同体所氤氲的“生命统一性的观念”(卡西尔语)，造成一种不分你我的家族式团结，以便应付外来的挑战。岐山面的菜臊子，则根据植物之五端(根、茎、叶、花、藻)和五色(白、绿、黑、红、黄)来诠释儒家“五德终始”和“六府三事”的善治理念。在送往迎来方面，陕西人一直崇尚“礼多不见怪”的先祖遗训。在岐周大地，新女婿上门必须准备四色礼，这个礼还被称之为“下(读hà，第四声)祭”，即来自女婿小的一方对岳丈大人一方的自下而上的“礼容”和礼遇。在节庆方面，关中西府人大年三十把给逝去的父母上坟称之为“到阙里烧纸”，极言故去亲人坟冢的庄严和神圣，充分反映了周人的祖先崇拜意识。在地方戏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主要有秦腔、汉剧、眉户、碗碗腔、阿宫腔、道情戏、皮影戏，等等。秦腔的慷慨激越，汉剧的婉约清丽，碗碗腔的婉转迷人，等等，都是诠释陕西人文化性格多棱镜的最好艺术形式。

(三)政治生活中融铸的正统耿介

正者，天地之正气也，君子之“大体”也，善治之正德也。陕西省人民的文化性格就像长安城的格局一样，总是显得方方正正。这是陕西省人民得天地之正气后必然表现出来的人格气象。孟子曰“心之官则思”，又曰“大体者，心思礼仪也”。“用心”做事的陕西人，在几千年来的政治实践中，必然会把天地正气内化为自身的“大体”品性。这种“大体”境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种维护大局、明礼诚信的“明人”形象。所谓“明人”，就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人。表现在日常交往中，就是不偏不倚，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和而不同的君子形象。表现在政治伦理实践中，就是一种崇尚主敬重礼，中庸为美，正德率下，仁爱贵和，协和万邦，近悦远来，辨证施治，威仪天下的王道价值观念。主敬重礼也可以反过来叫敬主守礼。敬主不啻是尊敬自己的内心道德律令和做人要有“主心骨”，而且更是对“大一统”政治治理格局的认同。“大”在这里是推崇的意思。陕西省人民总认为，民主政治将是从“主持公道”向“公民自治”过渡的历史过程。所以特别认同“政治和国家是一种必要恶”的观点。并总是对“三股势力”保持着警惕。张再林先生认为，“中庸是美德”。《道德经》又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古语还讲“辨证施治”“医政相通”。这些哲言反映了医、食、政三者的一致性。所以，陕西省人民中庸文化性格主要就从医、食、政、人格四方面来体现。首先看医。三秦医者的杰出代表有岐伯、扁鹊、淳于意、孙思邈、陈尧道、武之望、王焘、李鼎铭、黄竹斋，等等。岐伯开创的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医学模式，一开始就把养生的高度提升到了中正“大体”的君子人格的打造上。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论，被通家称之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它不啻对执政者有启迪，而且诚如米伯让先生所言，其对病人一视同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心不存半点芥蒂之想的超功利性的不偏不党的美学人格，还是发誓要对人民实行善治良政的领导者需时时恪守的治理伦理。而秦越人扁鹊医学家族与战国诸国王室的医事交往，则把中庸精神中氤氲的“无可无不可”(即既和王室打交道，又和民众打交道)的权变思维贯彻得很是到位。淳于意在医疗实践中创立的“诊籍”概念，开创了从社会政治因素，比如地域、职业等因素综合把握病人病情病机的先河。而明代京畿之地三原的名医陈尧道，则把“医者易也”的儒医人格建构得相当完美。而且在他的影响下，其后裔也多半从事了政务工作。而陕西临潼人武之望，则以“上善若水”的道治理念为圭臬，悃愊专事于妇女儿童疾病的医治，从中我们也可窥见其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殷殷款曲。而陕西眉县人王焘，则通过自己由徐州司马和邺郡太守向集大成著名医家的角色切换，使我们看到了作为“古之时者”儒医角色扮演上的与时俱进。至于现代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其角色更是复合型的。一方面，他具有通过中医保守疗法完成诸如不用手术就把阑尾炎根治的卓越医技;另一方面，作为党外开明绅士，还直接参政议政，他提出的“精兵简政”的主张，被毛泽东采纳后提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即“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这就为爱国主义核心价值的弘扬奠定了社会价值基础。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届卫生部部长的陕西长安人黄竹斋先生，则更是一位医德双馨、医政双克、中庸中正的一代名医。其次看食。比较基于巴蜀文化的川菜，陕菜的最大特色就是体现宫廷式菜肴繁复讲究特色之上的“兼味性”。这是先周初民崇尚“杂和以成”行事方法的历史余绪。最有名者当属关中西府地区年节席桌中间摆放的“和(读huò)盘”。即把体现五色(绿、红、黄、白、黑)、五味(甜、酸、苦、辣、咸)、五端(根、茎、叶、花、藻)的菠菜、红萝卜、黄豆芽、莲菜、发菜凉拌后放在席面中间的大拼盘。与秦菜的“兼味性”适成反差的，就是川菜的“同而不和”的“非兼味”性。杜甫有诗云“盘飨市远无兼味”，就道尽了巴蜀人崇尚一菜一盘，绝不“混搭”的简约心态。第三，我们看政。中庸文化体现在陕西人民的政治治理心态上，就是崇尚“刑罚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如果说，中和、中正、中节、时中的中庸规则表现在日常生活方式上仅仅是一种“小善”的话;那么，在政治法律实践中落实公平正义原则就是一种“大善”。“刑罚中”的基本要求就是“罪罚对当”。而陕西省法律界在审理药家鑫案子中所秉持的公平正义精神，可视为“刑罚中”中庸文化历史基因的最新版。从历时性过程看，中庸文化则体现在周、秦、汉时代的社会治理的理路中。周文化中庸治理理路主要表现为对“兑治”(也即悦治)理念的推崇。重点是对其中的“孚兑”和“和兑”思想的诠释，这可以视为王道治理理路价值观念的原生态版。秦文化中庸治理理路中内蕴的对“大一统”国家形态的认同，以及在认同基础上对中央集权制的肯定，是王道治理理路价值观念的初级版。“汉承秦制”。汉代在“大一统”基础上不断完善的君子正宜谋道，以及制度设置的帝制、三公九卿制、御使监察制、郡县制，可以视为王道治理理路价值观念的完善版。秦汉以后，中国两千年政治基本模式不曾更改。故识者叹曰:“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最后，我们看人格。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三秦大地的陕西省人民，从小就濡染了以小济大，以柔济刚的忧患意识和大乘情怀。这就是“危言危行”和家国情怀。这种情怀表现在个体身上，就造成了绵延不绝的冷娃辈出。“冷娃”不冷。或者说仅仅是“面冷心热”。在其本质上讲，就是基于“居安思危”的“大体”境界而萌发的血性意识。《说文》曰:“心得直道即为德”。在内心世界揭橥了天地正气和民族大义的陕西人民，就会在主体人格上焕发出正直高贵和凛然无畏的家国情怀。诗圣杜甫有“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的诗句，就是对陕西人民自觉为家为国作贡献、作牺牲的崇高精神的赞扬。这就是冷娃精神的实质。从古到今，可以说这样的冷娃精神绵绵不绝。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这样的冷娃更是为国家的安危做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关中蒲城人王鼎，就是这样的血性之士。他通过尸谏的方式上书道光皇帝，力陈香港不能割，和约不能签，穆彰阿不能用的道理。其慷慨激昂的殷殷陈情，几乎成了当时的爱国宣言。历史又前进了100年，还是蒲城人杨虎城，又用兵谏的方式演绎了比王鼎更加悲壮惨烈的爱国主题。在当代，连地球人都知道，“陕西冷娃打仗不要命”。例如，如果不是这些冷娃们在中条山一役中把日本人硬生生挡在黄河以东，“长安、长安、久久平安”的历史神话恐将被打破。同鱼米之乡、富贵之乡、温柔之乡的江浙一带的人们相比较，陕西省人民的这一政治性格就连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也认同。所以，当年胡宗南招兵买马时，一提到江浙兵就大摇其头，而提到陕西兵，则欣喜之色溢于言表。在新时期，江泽民同志曾经接见过青藏高原边防兵站部的官兵，他对众官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而诠释这一政治品格的主体，就以陕西人为最多。另外，陕西省人民的正统耿介的性格还可以从他们喜欢的秦腔中看出来。同南方越剧的小腔小调比较起来，秦腔的苍凉厚重和历史内涵，闻之者莫不声泪俱下。陕西乾州人范紫东先生，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其作品大都以爱国题材为主线，如表现民族气节的《苏武牧羊》;歌颂民族英雄戚继光的《鸳鸯阵》;表现史可法抗清事迹的《三知己》;痛斥南京条约的《关中书院》;痛斥辛丑条约的《颐和园》，等等。所以，从小听秦腔长大的陕西人民，就同汉奸性格高度绝缘。可以预料，如果今后我国“海防”或者“塞防”出现问题，打仗不要命的陕西冷娃，在陕西籍军委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统帅下，还有机会在新的军事斗争中创造新的光荣。

(四)社稷生活中积淀的公诚勤德

“公诚勤朴”是西北上庠长安古城的“北大”——西北大学的校训词。著名教育家黎锦熙在诠释这四个字的时候认为，西北大学之“‘公诚勤朴’校风的养成，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可见，西大校训词实际上就是对包括陕西人民在内的西北人民地域文化性格的一种折射。由于“朴”一字前已有所述，在这里就用“德”字做后缀。我们认为，“公诚勤德”四字集中反映了陕西人民在社稷治理中所表现出的崇尚公平正义的价值偏好。“公”在这里主要指一种“大道直行，天下为公”的善治情怀。第一个践行善治理想的就是辅佐周成王“行其政事”，并做了七年“摄政王”的周成王的叔父周公旦。周公旦不啻是一个公共管理的实践家，而且是一个善于总结社稷治理经验的理论家，由他撰写的《金腾》一书，奠定了我国社会治理善治理论集大成之《尚书经》的基础。而把“天下为公”的社会治理实践推向更高境界的当推秦王朝变法图强后的制度安排。从此以后，中国政治文化的雏形就算初备。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这八个字说明，“公”不啻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且已然渗透到三秦人的骨髓，变成了他们的道德情操。正因为抱有天下情怀，司马迁才在为李陵辩护遭奇耻大辱之宫刑后怀有“不蛊之志”，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名著《史记》;正因为有天下情怀，被称为“关西孔子”的东汉渭南人杨震才不徇私情，坚拒王密送来的巨额政治献金而不受，并宣示了闻名天下的“四知之言”;正因为有天下情怀，在明朝被称为“当世的魏征”的三原人王恕，才能“直言直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创办关中书院，以整饬人心，呼唤社会正义为己任，被人们赞叹为“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正因为有天下情怀，清代抗英爱国名相蒲城人大学士王鼎，被派往河南治理水患，才能做到坚辞豪华“行宫”而不住，在大热天不遑自馁、裹衣而卧，在区区茅庐内临阵指挥，并因酷暑而导致裤裆烂掉，被人们称之为大禹再世;正因为有天下情怀，民国报人张季鸾才能在报纸上秉笔直书揭露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并发表了“不党、不卖、不盲、不私”的“四不”宣言;正因为有天下情怀，被称之为“民间顾准”的户县人杨伟民，才能在新中国初创年代之“歌舞升平”中发现问题，并撰写出《一叶知秋》的政论雄文，发出了来自草根的呼吁体制改革的第一声呐喊;等等。黎锦熙讲道:“夫诚者，天地之道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此足以去弱，弱源于虚，诚则实矣”。我们认为，“诚”即真实，诚即自然，诚则不恶，诚则无伪，诚则不诈，诚则止于至善。“诚”在这里主要指陕西人民对维系社会生活的基础结构之“爱国诚信”的信仰和坚守。燕汲是孔子七十二高足中的唯一的陕西人，有人为了试探燕汲的诚信水平，故意在他面前丢了一包黄金，但燕汲不为所动，捡到后就物归原主。陕西人民的诚信基因一直延续到当代。今天，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在三秦大地可以说比比皆是，龚德银就是其中的典型。而眉县杨家村农民在农田作业时发现、保护青铜器并及时上缴国家的善举，更把陕西人“爱国诚信”的美德诠释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公”主要反映陕西省人民的法家性格，“诚”主要反映陕西省人民的儒家性格;那么，“勤”则是对陕西省人民崇尚科学、钻研技术的墨家精神的彰显。我党创办的第一个理工类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先生，就被陕北人民称之为“墨子徒”，这说明墨家文化在陕西有很深的群众基础。纵观陕西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与陕西人关系极大。扶风人马钧被称之为“天下之名巧”，正是他基于黄帝部落的原始创意，把东汉年间由张衡首创，但已失传的指南车重新创造了出来。1957年在西安东郊出土的灞桥纸，把我国造纸历史推进到了西汉。而火药的发明，则直接与被称之为“药王”的医界亚圣孙思邈有关。另外，隋朝侨居陕西的鲜卑人宇文恺，则完成了中国最早的城市规划的“宏大叙事”，由他设计的隋大兴城，奠定了作为东方罗马的长安古城城市建制的基础。大唐开元年间，由官方主持、僧人汤若望等人主导的大地测量工程，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以及唐长安的地理位置进行了测量和确定。泾阳人王徵，则是促成中国科技史由中古转向近现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自行车就是王徵发明的。而且他还完成了介绍西方力学和物理学的《奇器图说》的翻译工作，他因此被称之为在中国介绍西方机械技术的第一人，并与上海的徐光启并列，称为“南徐北王”。而当代的李振声，则在后稷故里艰苦奋斗六十余载，由他选育的小麦良种“小堰6号”，为中国增产小麦超过了150亿斤，等等。“德”在这里主要反映陕西省人民的家性气质和家园精神。最早在陕西出土的青铜器“何尊”，上面就镌刻有“宅兹中国”四字铭文。这说明最具家园感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即阎闾社稷就产生在陕西。今天，陕西人被认为是最“攀家”、最顾家的一群。纵观历史不难发现，陕西人的社稷情怀和家国意识可以说源远流长。中国比较早的社区教育的典范就形成于明清之际的陕西蓝田。吕氏家族中的翘楚吕大忠所撰之《吕氏乡约》，为基层缙绅整饬一方社会组织群体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指南。其中所崇尚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条目朗朗上口，易记好学，极大地提振了陕西基层社区居民的文明程度，史家说自此“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如果从空间看，从韩城向西一直走到长武，重德尚礼、耕读传家的风尚，可以说在八百里秦川历历可觅，文化学者胡义成先生把这称之为“关中诗意”。今天，构建社会主义精神家园的呼声如日中天，我们以为就应该在陕西历史上富含家园精神的乡规民约这个富矿地带去钻探寻宝。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在重拾传统家礼、重振传统乡约中构建出“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

(五)思维方式中形成的争愣犟倔

“愣”之于“冷劲”，集中彰显了三秦儿女基于民族大义的一种血性意识。这种意识会使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彰显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这点前已有述。现在讲的是这个“愣”。“愣”主要是指三秦儿女基于四关扼守的超封闭环境(金观涛语)，在五千年的历史实践中习得的一种拙于应对人际关系的行事方式。如果说，地理环境的超封闭性是形成这一个性特质的客观条件的话，那么，三秦儿女所信奉的道教文化，则是这个愣劲得以豁显的宗教信仰因素。当然，小农经济所导致的对横向人际互动的排拒，以及对纵向性天人合一(此处的“天”主要是指“自然之天”，而非前面所讲的“性命之天”或者“主宰之天”)的偏爱，正是导致愣劲产生的生产方式因素。同周遭地区人们的地域文化性格比较，陕西省人民的这股愣劲，实在不敢恭维。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儿童心理。也就是老子讲的“含德之厚(含生命真元之气)，比若赤子”的意思。既然是儿童情怀，则必然童心童趣童真有余而理性老到不足。其典型案例就是流行于关中西府凤翔的改改的故事。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先生称，“改改的脾气”就是一种典型的二愣子精神。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因就是超封闭地理环境弱化了三秦儿女的辩证思维意识，导致了“我的眼中只有你”(王力宏给“娃哈哈”做广告的话语)的一根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难以摆脱。在这一点上，老陕真应该向周遭的人民学习。例如，巴蜀人的“君子精明，小人鬼黯”;荆楚人的“九头鸟思维”;三晋人的“以政统财”，政治经济双线并行的“晋商意识”，等等。我以为，陕西省人民的这一儿童心理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在周秦汉唐之际，三秦儿女都是法家和儒家，因而不会产生这一品格。只是随着两宋以降，当三秦儿女失去了政治和文化的优势地位后，才导致了这种精神气质的根深蒂固。这就是小国寡民的心态。小国寡民直接导致了陕西省人民人际互动能力的退化和交往理性的疲软。和这种情况相伴生的就是陕西省人民熟人文化心态的抬头。俗语讲:“关中地方邪，说谁谁踅来”，因为超封闭环境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熟人社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陕西省人民对内抱团，对外陌生，内熟外生的文化性格。即他们的人格就退化成了黏土与沙子的组合，即一如著名社会学学者美籍华人许烺光先生所讲的，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他们是非常忠诚的，就像黏土块一样，一旦突破血缘和地缘界限，到了外面的世界，便立刻变得很难适应，于是就表现为离心离德的沙粒状态。有些人由于适应不了外边的世界，于是打道回府，充当“门背后霸王”的不在少数。这种人格气象被关中西府人称之为“凉里瓜”。流行于明清时代关中西部的“少不下川，老不上边”的新俚语，就足以说明，周秦故土的子民早已经淡漠了祖先纳异进取、开拓奋斗的文化精神。由于固恋家乡而不融于外边的世界，才产生了不会和人打交道的“二劲”十足的“改改的脾气”。因为不善于人际磨合和纳异进取，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陕西省人民“硁硁”为人的天真本性和“残火”、酷毙的“争怂”做派。正是由于以上人格特质，才最终导致了陕西省人民的某种犟倔心理。都说湖南人是劲直勇悍的“蛮驴”，岂不知关中人多的是“撞到南墙连土担”的犟牛。查《辞海》解“犟”字为固执不服劝导之意，应该属于言简意赅的界定。这就是一种前现代农耕文明熏染下的非妥协气质。宝鸡在历史上盛产一种愣头青的萝卜，陕西省人民中的一部分成员就像这种萝卜一样。其造像就是盆盆脸，肉脖子，鼻阔近似嘴，腰圆犹碌碡，饭量大如斗，嗓门震破天。从实地考察就会发现，妥协意识完全是一种现代意识。现代社会是商业社会，妥协意识正是人们在适应市场交换的讨价还价的实践中积淀的新的思维方法。这是商品交易者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安全性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生存智慧，其目标就是为了和交易对方达到互惠共赢。陕西省是农耕文明最为发达而商品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因而人们同自然打交道的机会远远多于人际互动的机会。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妥协思想资源的短缺和犟牛式愣头青资源的过剩。《诗经》中还讲，“诞实匍匐，克岐克嶷”。意思是在膴膴周原播种的冬小麦经过九个月的寒暑交替和风霜雨雪，在来年变成了沉甸甸的籽实，只要金黄色的麦子在农人的刈割下匍匐倒地，而富含营养精华的麦粉便可以把它的主人滋养成富含智慧的顶天立地的“万物之灵”。朱子在诠释“克岐克嶷”时指出:“少年岐嶷，有智慧貌”。这个少年，我们也可以泛指处于文化草创阶段的一个群体——先周初民的部落。少年时节就在心智发育上有超常表现，这便是被文化大师梁漱溟先生称之为农耕文明的“早熟而不成熟”的幼稚性。其幼稚性主要有两点:一是无忧患意识。未经磨难老天真。关中人没有经过大的自然灾害，在政治上也没有遭遇过犹太人“巴比伦之囚”痛失家园的大灾大难，因而在内心深处就难以升腾出类似于“弥赛亚期盼”那样的把宝押在未来的强烈情怀。因此，相比较而言，关中人的内心世界要宁静自足得多。因而他们就少了通盘考虑未来长远利益或者当下整体利益的偏好。因而对人际互动欠少一种利益上的冲动。二是小富即安。杨永善先生说，陕西人更偏于放水吃鱼而不是蓄水养鱼，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所以关中人小有所成便沾沾自喜，从来不想去孜孜汲汲地打拼。正是基于以上两点，才造成了陕西人民不愿妥协的犟倔心态。因而在人际交往上更乐于恪守一种马丁·布伯所说的独狼式单打独斗不合作的“我—他模式”，而不是一种基于大局意识和社会团结的“我—你模式”。

四、陕西文化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意义

承上所述可知，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活水源头在陕西，中华3000年王朝史的序幕和高潮在陕西，中华170年革命历史由探入谷底到跃上葱茏的转折点在陕西，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前30年工业革命狂飙突进的重镇也在陕西。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30年，我们在遵循邓小平“两个大局”的理论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上，然而，随着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之交发出的“西部大开发”的动员令的有序推进，历史老人再一次光顾起了西部。今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文化强国的呼声与日俱增，“中国梦”成了炎黄子孙的“共识”。当此关头我们不难发现，陕西文化的崛起必然会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产生以下四重意义。

首先，陕西文化在提振我们的“价值自信”上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陕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和宗庙祠堂。2008年冯骥才先生在拜会陕西作家贾平凹时曾说，现在全国各地都讲经济层面的GDP，陕西就应该坚守文化层面的DNA。这就是我概括并在不同场合所传播的陕西人民的“DNA管理文化”。相对于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这样一种宏大叙事，价值自信是一种生命视阈和微观层面的小型叙事。但“大中有小才美”。说到底，这是一种生命自信和基因自信。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开发的社会团结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价值结构及体系是由以下四点元素构成的:一是社会整体的政治目标;二是民众的爱国情感;三是现行的意识形态;四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价值。鉴此，陕西省人民的价值富矿元素在以下四个方面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拿来“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的全体中国人民有以下四重教益:一是陕西省人民的“法先一统”的政治思维对构筑人民的共同理想有积极作用。“法先”就是“法先王”。在陕西省人民看来，先王不啻是理想人格的化身，也是理想法和理想政治的化身。这就是从周文、周武、周公、秦皇、汉武、董子、唐宗之周秦汉唐四大朝代传下来的“道统”。二是陕西人民的家国情怀和天地正气对爱国主义的强化有积极作用。同东北二人转文化把男女情爱(这点对今天的社会和谐很重要)等等的“夫妇之道”作为价值圭臬不同的是，陕西省人民所钟情的秦腔艺术，从骨子里就是对忠孝节义等家国情怀的诠释。这一点对消弭汉奸文化的泛滥极有帮助。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成果就是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这是西方敌对势力最为敬畏的，也自然是在现阶段弘扬社会主义之主体性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四是陕西省人民在历史长河积淀的“爱国诚信、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赵乐际概括)的家园精神，依然是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统美德伦理教育的极好资源。另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在政府主导型的社会生活的四大优化过程中，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陕西省人民对这四个元素都有独到的理解。就富强价值诉求而言，陕西省人民既不认同只富不强的“肥大”;也不认同只强不富的“强大”。从上述之“biang biàng面文化”的价值意蕴可知，陕西省人民历来把社稷生活的幸福和富足与国防力量的强大和威猛结合起来看问题，认为唯其二者的整合，才是臻至伟大国家的王道。就民主价值诉求而言，陕西省人民历来把“敬天保民”“奉天承运”“顺天而成”“为民做主”“代民做主”视为基于中华天命史观的中国式民主的正宗版。这是3000年前发生在沣镐二京，并被称之为最有品质的革命即周武革命传给陕西人民的基因。就文明价值诉求讲，炎黄初祖的文明肇基就发生在陕西。直到今天，陕西人民一直是以“有文化”“知礼仪“明荣辱”的“文化人”的形象昭示于世人的。就和谐价值诉求看，发轫于岐周大地的孝德文化和礼乐文明，历来被看成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原生形态。而且，这种和谐思维不啻就人与人、物(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与心的关系而言，她甚至已然渗透到了对大自然的呵护上。发生在陕西境内的泰伯奔吴、甘棠遗爱、五季折迁、泛舟之役、秦晋结好、茵虞息讼、里革断罟等等的哲理故事，都是诠释“和而不同”“民胞物与”(张载语)和谐理念的极好佐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表现在社会治理上，就是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这是对美国社会学家罗尔斯相关思想的大胆借鉴。而且这四个元素的先后次序是一个“词典式序列”。如前所述，关中是中华道家、儒家(岐周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活水源头)、墨家、法家的发源地，道家和墨家的自由、平等、公正的思想，儒家和法家的中庸、中正、中和、中节、时中、执中、守中乃至“刑罚中”之公正原则的操作理路，已然渗透于关中百姓的心灵深处。以公平正义为例，从社会设置维度讲，胡义成先生所开发的“周公型模”，可以视为中国版的社会正义论。休谟认为，人们之所以孜孜汲汲于公正诉求，盖缘于社会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人们怕吃亏心理的日益强化。而中国社会资源存量巨大性和人均资源的稀缺性的现实国情，就必然决定社会治理者必须把自由平等和公正原则置于法治原则的前面。因为法治原则主要是对差别化原则的保障。一般而言，弱者倾向于亲和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原则;而强者则希望通过差别化原则的落实实现“比例平等”而非基本人权式平等，因为基本人权式平等是一种兜底式的普惠原则。他是弱者的权力，和飞黄腾达基本无涉。陕西省在中国的西部，虽然富人不多，但穷人也基本上能得到救助。相对于前几年东部地区抽象夸大差异化原则所导致的公平正义的严重流失来，陕西省在落实社会治理这个“词典式序列”上是做得较好的地区之一。比如，为了提高罗尔斯所说的弱势群体的“可行的能力”，陕西省政府对外地大张旗鼓宣传高考状元的做法没有跟进;相反，却在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事业的开拓上走在全国的前列。另外，陕西省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张子宜、王扶林式的慈善公益工作的明星。从地区整体推进看，神木地区的社会保障工作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一般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表现在公民“自牧”上，就是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们认为，陕北和关中东部人民的爱国情怀，关中西部和陕南人民的诚信、友善和敬业精神，都是具有全国水平的积极的社会态度。

其次，陕西文化在现阶段全面提高我国公民道德素质方面将立下汗马功劳。陕西省人民最注重道家的“五修”功夫;也最注重儒家的“三身”的养成。因为“宅兹中国”的人必然是宅心仁厚的，也是最具有家园精神的人。所以，他们也就自然是崇尚修、齐、治、平之“四德”养成的人。张再林先生虽为河北南皮人，但其在陕西省的治学体验和人生感悟，使他对陕西省人民的家道哲学了如指掌。由他所开发的中国古代家的哲学纲要，则代表了陕西省人民家道文化的形而上学的最杰出理论致思的成果。同时，在实践层面上，由蓝田人吕氏家族的后人所开发的《吕氏乡约》及其推行，把关中人的道德风尚更是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众所周知，在地域歧视有所蔓延的现阶段，陕西省人民是现阶段中国最具有自尊自信、理性平和和积极向上的一群;因而也是普遍受人尊敬而没有遭遇妖魔化的一群。2012年，《华商报》所报道的一元爱心店的好人好事，更把陕西省人民的讲道德、知关爱的真善美三统一的和谐人格介绍到了全国受众的面前。

第三，陕西文化的崛起，将对丰富全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助益。全面小康的人民必然是既富又贵的人民。而陕西省人民就是这样的一群。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开发的人类社会生活四元分析理论框架和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可以发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即狭义的社会结构，在这里主要是指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的发育程度呈现一定的不平衡状况:如果说，政治生活的中心在北京，经济生活的中心在上海，社会生活(主要指公民精神的发育状况)的中心在香港;那么，文化生活的中心就在西安。因而，挖掘陕西文化的富矿，尤其是总结陕西历史上积淀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先进中国之革命文化的价值精髓，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必然选择。因为陕西文化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权威性和全面性。

最后，振兴陕西文化，也会对增强我国现阶段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以来，文化创新和文化强国的呼唤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窃以为，随着十八大后基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各项文化政策的强势推进，以电影《白鹿原》的上映为契机，中国已经迎来了文化创新的“白鹿原时代”。“白鹿原文化”是以“渭水文化”优秀历史基因为灵魂，以现代高科技生产力为手段，依托具有高度“文化自觉”意识的文学艺术大家和创意、策划、传播、影视、动漫等相关人员为主体，在遵循文化产业的生产和经营机制中所形成的多元文化业态的复合体系。中国的崛起需要文化的精神家园为根。渭水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逻辑起点、历史基因和活力源头，必然会在中国的崛起中豁显其“原点文化”(刘吉发，2011)的独特魅力。鉴此，在现阶段文化大繁荣的现实语境下，唯其回到渭水“原点文化”，我们才能在文化创新中“奉天承运”。诚然，文化的本质是“人文化成”。正是生活于渭水流域的三秦儿女，才是创生、涵化和提升渭水文化的生力军。挖掘和传播三秦儿女在创造自身渭水文化中所积淀的主体“优根性”，这对于在现阶段构筑和谐中华文化的“宏大叙事”和增强文化实力与竞争力不无裨益。诚然，文化资源相对优厚的地方，往往会发生所谓的“资源魔咒”问题。然而任何问题都是可以分析的。我们以为，资源魔咒之所以产生，责任并不在文化资源富矿地带的广大人民，而是政府的管理需要改善。应该指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必须像国土整治一样，需要全国一盘棋来综合考量。之所以出现资源魔咒，盖由于经济自由主义思路作祟所致。今天我们已经发现，那种无视资源所在地的历史传承，在“文化沙漠”(这些地方往往有的是金钱)地带上通过金钱堆积起来的人工景观，只能是昙花一现的文化垃圾，这样的垃圾是丝毫没有竞争力的。相反，挖掘资源富矿地带陕西地区的历史文化基因，就地构建富有历史真实内容和文化含量的文化景观乃至打造相关文化重镇，则是提振我国文化竞争力的不二法门。鉴此，建议国家应该花大力气优化文化产业政策，使之向陕西倾斜。并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大对陕西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做好、做大、做强代表国家水平的陕西文化系列产品，使之走出国门，真正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影响，以此和我们的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就是今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陕西产生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有言:“立名者，行之极也。”我们相信，随着陕西文化振兴，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真正的社会名流，将首先产生于陕西大地。这些人绝对不是“巧言令色”和“色取仁而行违”的所谓“闻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的“达者”与诚者。这样的人格，也就是臻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的和谐人格。这样的人格，就是知、情、意三元整合，真、善、美三位一体，智商、情商、财商三商俱佳的完美人格。

【注释】

[1]原文刊在:文化自信与文化强省建设——陕西省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化分会场论文集，2012－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