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未病思想理论渊源

中医治未病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开始对治未病的认识，历经几千年的沉淀，在明清时期发展成熟，为疾病的预防提供了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措施，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中医预防医学思想的精髓与核心，是我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治未病”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内经》，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性，重视防患于未然，即“未病先防”。此外，《素问·刺热篇》还记载：“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灵枢·逆顺》也指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素问·八正神明论》曰：“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均强调在疾病发作之先，把握时机予以治疗从而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成书于东汉的《难经》对《内经》进行了补充和发挥，《难经·七十七难》：“经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阐述了治未病的内涵和意义。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发展了《内经》以来的相关思想，《金匮要略》云：“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适中经络，为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说明有病宜早治，防其加重生变，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多个侧面论述了治未病的原理与方法。

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在论述治未病方面主要从养生防病和欲病早治着眼，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如“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且反复告诫人们要“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

成书于元代的《格致余论》和《丹溪心法》在治未病方面也有相关论述。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说：“与其求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怯；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其中《丹溪心法》是对《内经》治未病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如《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今以顺四时，调养神志，而为治未病者，是何意耶？盖保身长全者，所以为圣人之道。”

在明清时期，治未病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明·张介宾（号景岳）所撰写的《类经》《景岳全书》中关于治未病的论述非常详细，如在《类经·针刺类十三》中曰：“救其萌芽，治之早也。救其已病，治之迟也。早者易，功收万全；迟者难，反因病以败其形。”又如《类经·摄生类》：“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清·程国彭（钟龄）《医学心悟》中“医中百误歌”云：“见微知著，弥患于未萌，是为上工。”说明了能把病扼杀在萌芽之前是最好的医师。清代名医叶桂（字天士）对于既病防变研究较前人更为深入，他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体现了他对于既病防变的深入研究。吴塘（字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保津液和防伤阴，与叶桂“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意吻合，充实了治未病思想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