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教辅问题之所在，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理想的解决方案是——
（1）采购权下放
正常情况下，消费者即选购者，教辅应该交由学生与家长自由选购。应该相信，一个消费者一时的辨别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无数消费者多年的辨别能力肯定是准确的。
由于许多老师确实需要1套教辅统一讲解和布置作业，那么统一采购1套教辅也是客观需要的。现实中，约80％的教辅是通过统一采购销售的。
如果教辅的统一采购也是一种客观需求，如何让采购者真正关心消费者的利益？那么，最好将采购权下放给与消费者利害相关最大的人——由任课老师征求学生和家长意见后推荐购买。从某种程度上说，任课老师与学生都是教辅的消费者。而且，任课老师与学生利害相关最大（有考试成绩制约，其教学质量关系未来升迁），利益诱惑最小（一班四十人左右，有回扣不过上百，况且老师还要讲解和批改作业）。同时他们权力最小，监督最多（同事、校长、学生、家长都容易监督）。而且，任课老师采购，也便于因材施教。只有任课老师最知道自己班级的水平与进度，而且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选择最适合的教辅。（事实上，任课老师作为教辅使用者和与学生利害相关最大的人，其采购权力是很小的。销售人员更愿意找更高的领导，实现更大批的销售。）
反之，越是校级、县级、地市甚至省级的统一采购，与学生的利害相关越小，利益诱惑越大，越不能保证公平，也不利于教学中的因材施教。
反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其教辅采购权也在任课老师，校长不作干预。在内地，许多发达地区或重点学校，采购权也在任课老师或学科组长，校长已不干预。
（2）进行最高指导定价
任课老师也属于代购，如何最大限度地杜绝其中的腐败？建议对教辅进行最高指导定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有自主定价的权利。但教辅的消费者是学生，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如果采购环节不能彻底净化，那么进行最高指导定价，是减少教辅高码低折和采购腐败的有效方式。
建议对教辅进行指导定价，以不高于上一年一般图书平均印张定价为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年发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中，有对一般书籍的总定价与总印张的统计，很容易计算印张定价（2010年一般书籍印张定价为1.83元，2011年2.02元，2012年2.09元）。这是个相对稳定而又动态的数字，可以随物价上涨而与时俱进。由于教辅的稿费通常低于一般图书，而发行量普遍大于一般图书，如此并不会影响企业的合理利润。事实上，市场零售的教辅定价一直不高，与一般图书的定价基本是一致的。
如果说政府限价不符合市场规律，可以由行业协会组织实施，作为行业自律。
总之，采购权下放最为关键。采购权下放到最基层后，企业都在一个公平竞争的起步线上，优胜劣汰是很快的。限价只是作为一种预防措施。
如果这些做到了，任课老师教辅采购中并无多少利益，自然不会无限采购。
理想方案虽然维护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有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但目前真正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一是损害了原来采购方的利益。比如校长，尤其是各县、市、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采购，数量巨大，都存在较大的利益。
二是影响各地出版发行集团的销售业绩。各地出版发行集团的销售中，教材教辅销售比重较大。他们的教辅质量中庸，营销不足，较多依赖行政征订，采购权下放后，集团一下难以适应，销售必将下滑。
也就是说，维护学生和家长利益的理想方案，但会损伤原来行政主导较强的供应商和采购方的利益。而他们在行业有很强的话语权，甚至影响一些地方政策的制定。
从可操作性看，理想方案对目前教辅产业格局调整较大，也增大了实施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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