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建议，应该严格教辅资质管理，重申教辅出版的专业分工，或限定在只有少数有教辅资质的出版社才能出版教辅，其余一律不得安排教辅选题。
应该承认，以各社出版范围为资质条件进行管理，好处是操作上简单易行，对于治理教辅过多过乱也比较有效。不过，它同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各出版社在营业执照标明的出版范围，仍是20世纪80年代专业分工时的出版范围。这么多年来，实际出版范围与行业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当年有教材、教辅出版资质的未必教辅做得好，当年没有这个资质的也有的做得很好。加之有许多民营公司合作出版，使得资质界定变得比较复杂。
由于教辅产值较大，目前全国约90％的出版社都在出版教辅，教辅是不少出版社的重要利润来源。有的形成了自主品牌，有的是与民营公司合作。还有近千家民营公司从事教辅策划，有的在意出版社品牌，主要与教材社合作；更多公司因为教材社要价较高，是与一般出版社合作。
如果严格以当年教辅出版资质作为目前教辅出版的先决条件，可能只是造成资源的重新划分——甚至与它目前教辅做得好否无关，其后果——
第一，少数有此资质的出版社将获得垄断教辅市场的资源优势，无论自主策划，还是民营合作，均向它们集中，如同天外飞来一堆馅饼，对于他们提高经营管理未必有益。
第二，大量赖此为生的地方社或中央社将被釜底抽薪，失去利润根本，这样的出版社数量庞大。
第三，大民营公司与教材社合作要付出更高的成本，部分小民营公司可能退出市场。
第四，由于教辅产值较大，如此将影响整个出版产业格局发生较大变化，许多出版机构面临一场脱胎换骨。
市场的混乱，是任何产业发展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有需求（利益），所以才有大批企业进入去争夺这个市场，竞争中难免有不规范。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但最好以市场的手段来引导和规范，过多的行政干预不利于市场的成熟和规范。它一方面使某些出版社因为资源划拨不劳而获，另一方面会促使一些优秀的资金与人才逃离这个太不确定的行业。
而且，因为教辅涉及利益较大，利益主体过多，真正实施的难度也很大。除非总署下很大的决心来主导这场产业结构的变局，否则很将推行下去。与其真的难以执行，不如适当放宽出版社资质，而以编辑资质来治理。比如要求出版某类教辅必须具有相关专业的编辑，并且须具备怎样的职称等。
目前，工商局管理企业的趋势是不断放开经营范围，而出版管理中，教材出版要资质、辞书出版要资质、养生保健类出版要资质，如今教辅出版又限资质，不利于市场的开放竞争。而且，这与出版社真正转企后放开书号、放开出版范围的承诺也有违背。
比起原来强化的专业分工，目前总署更多通过编辑资质作为管理手段，这样更符合产业实际。
1.理想方案
客观来说，优质教辅是一线老师优秀教学经验的结晶，适当使用教辅，可以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弥补不同地区因教育资源不同所形成的教育失衡。
也就是说，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中客观上需要教辅。只是，读者需要能自由选择的、真正适合自己的、质优价廉的教辅，不需要强加过量的、未必适合自己的、价格虚高的教辅。
现阶段教辅兴盛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应试教育形成的巨大需求。但教育改革比较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就目前来说，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减轻家长经济压力，减少教辅采购中的腐败，理想的解决方案是：
（1）采购权下放。
正常情况下，消费者即选购者，教辅应该交由学生与家长自由选购。消费者自己采购，才能“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益”。应该相信，一个消费者一时的辨别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无数消费者多年的辨别能力肯定是准确的。
但由于学生需求具有一定同质性、教学需要统一进度等客观原因，教辅的统一采购确实是存在的。如何让统一采购者真正关心消费者的利益？那么，最好将采购权下放到与消费者利害相关最大的人——由任课老师征求学生和家长意见后统一采购。相比之下，任课老师与该班学生利害关系最大（有考试成绩制约，教学质量又关系其升迁），而利益诱惑最小（一个班四十人左右，有回扣不过上百，况且老师还要讲解和批改作业）；同时他们的权力最小，而监督最多（同事、校长、学生、家长都容易监督）。而且，这样也便于因材施教。只有任课老师最知道自己班级的水平与进度，而且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选择最适合的教辅。反之，越是校级、县级、地市甚至省级的统一采购，利害相关越小，利益诱惑越大，越不能保证公平，客观上也不利于教学中的因材施教。
反观台湾地区，其教辅采购权也在任课老师，校长不作干预。约80％的教辅是通过任课老师推荐销售的。
在内地，许多较为发达的地区，或重点学校，采购权也在任课老师或学科组长，校长已不干预。究其原因，一是这些地方经济相对发达，校长或老师不屑以此谋利；二是他们更在意教辅的实际品质和学校的教学质量。
（2）确定最高指导定价。
任课老师也属于代购，如何最大限度地杜绝其中的腐败？就需要对教辅进行最高指导定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有自主定价的权利。但教辅的消费者是学生，有一定的公益属性。如果采购环节不能彻底净化，那么确立最高指导定价，是减少教辅高码低折和采购腐败的有效方式。
建议对教辅进行指导定价，以不高于上一年一般图书平均印张定价为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年发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中，有对一般书籍的总定价与总印张的统计，很容易计算印张定价（2009年一般书籍印张定价为1.82元，2010年为1.83元，2012年为2.02元）。这是个相对稳定而又动态的数字，可以随物价上涨而与时俱进。由于教辅的稿费通常低于一般图书，而发行量普遍大于一般图书，如此并不会影响企业合理利润。事实上，市场零售的教辅定价一直与一般图书的印张定价相似。
总之，高码低折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适当限价有助于减少采购中的利益驱动，促进产品的优胜劣汰和产业健康发展。
（3）限制统一采购的套数。
为防止任课老师滥用权利，无限推荐购买教辅，加重学生负担，有必要强调统一采购的教辅最多不能超过2套（原计划1套，但许多老师和学生反应1套不够，但2套完全可以满足教学需求）。其余交由读者自由选择。如是，这两套教辅既无太大的利益诱惑，又与其业绩前途密切挂钩，老师自然要选择最适合的产品。
总之，最关键的是采购权下放，其次是最高限价。如果这两点真正做到了，任课老师教辅采购中并无多少利益，自然不会无限采购。否则引起众怒，损及声誉，得不偿失。
2.理想方案实施的难度
理想方案虽然维护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但真正实施起来难度较大。
（1）采购权下放，阻力很大。一是削减了原来采购方的利益。比如校长，尤其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采购，都存在巨大的利益。二是各地出版发行集团业绩将会下滑。各地出版集团的产品质量中庸，营销不足，较多依赖行政力量，采购权下放后，集团一下难以适应，销售必将下滑。总之，采购权下放后，损害了原来主要依靠行政力量销售的供应方和采购方的利益，而且这些既得利益方比较强大。
（2）由于出版业各上市公司的销售中，教材教辅销售所占比例较大，理想的治理措施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业绩下滑，近而影响出版业的公众形象。
也就是说，维护学生和家长利益的理想方案，但会对于原来行政主导较强的供应商和采购方造成利益损伤，甚至影响出版集团的销售业绩和公众形象。而且，它对目前教辅产业格局调整过大，真正实施难度较大。
3.现实方案
教辅治理应考虑三个问题：一是读者（公众）利益；二是产业相对稳定；三是产业健康发展。
读者（公众）利益是根本原则。符合读者（公众）利益基础上的企业利益才是正当的企业利益，符合读者（公众）利益基础上的产业发展才能健康长远地发展。否则，就会容易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引来政府治理，企业和产业的利益就难以稳定长远。
产业相对稳定是健康发展的前提。一是每种销售模式都关系一大批人的就业与利益，变动过大易引起产业震荡；二是产业相对稳定发展的时候，市场机制和读者选择可以发挥作用进行优胜劣汰。事实上，30年来，教辅市场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教辅形态更加丰富，读者选择不断增多，品牌产品逐步成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三种销售模式之间和每种销售模式之中都存在竞争，逐步优胜劣汰。直销十几年来也淘汰了不少人，许多资深直销人员选择代理质量更为优秀的品牌，梁山直销教辅也形成了几家质量较好的品牌；大征订的竞争相对有限，但要考虑读者选择，近年来能上目录的产品也在增多，目录产品之间也存在竞争。
产业健康发展是产业长远利益之所在。首先，产业健康发展需要有充分的竞争。只有充分的竞争，才有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只有百花齐放，才有产业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其次，产业长远健康发展，应鼓励和支持那些以优质产品满足读者需求、运作比较规范、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他们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希望和支柱。如果企业不能通过高品质的产品满足读者，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过多依赖行政资源（比如教材租型、教辅的系统征订），就很容易受到政策波动的影响（如教材循环使用、教辅治理），近而引起整个产业的震荡，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石就不够稳定。
目前形势下，教辅的市场格局比较复杂，计划与市场并存，部分行政干预可能被某些力量所借用，让市场产生新的扭曲。目前情况下，应保持大征订、小征订、零售三方势力的相对平衡，让产业在相对稳定的格局下，充分发挥读者选择和市场竞争的作用，实现产业的优胜劣汰和良性发展。
对于目前的行业政策来说，有如下建议：
（1）对于大征订：
一是强调评议的程序公正和信息公开，鼓励各省让更多优秀产品（不能低于10套）进入评议推荐，现在每个版本的评议套数多为1～5套（3套左右的居多），主要是教材社与当地教育社的产品。地方保护严重，利益区隔明显。评议推荐应真正推荐优秀教辅，而非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的手段。
二是强调授权非评议推荐的前提条件。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将授权作为评议送审的前提条件。事实上，侵权是复杂的法律界定，行政规定很难一概而论。由于各地又将授权作为评议送审的前提条件，而目前教材社的授权面过于狭窄，有的根本不进行任何授权，客观上大大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
三是强调“自愿选择与无偿代购”。这是四部委通知的要求，但被许多地方操作成排他性的强制购买，以地市为单位统一采购。由于每个学校、每个班级的情况都不相同，只有学生和任课老师最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辅，教辅评议不应剥夺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其目的有三：一是让评议真正发挥正向作用；二是抑制大征订利用政策过度挤压市场的冲动；三是促进大征订类产品的相对竞争，促进企业关注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市场营销，真正提升其市场竞争能力。
否则，放任下去，一是不断强化地方垄断和区域分割，二是不利于市场的优胜劣汰和公平竞争，三是依赖系统征订成惯性后，出版发行集团将失去市场竞争的能力。
（2）对于小征订：
小征订突出的问题是高码低折。
治理的措施：一是提高从业门槛。如强调一书一号，对于治理教辅过多过滥较有成效。二是对所有教辅进行最高限价。如果说政府限价不符合市场规律，那么可以由行业协会出面，为教辅设定最高指导定价，通过媒体广泛报道，这对行业也是一种有益的引导。
（3）对于零售：
这是最健康的业态，能够被读者选择留下来的，质量通常较好，销售中也不存在腐败或强制问题，应大力鼓励在零售领域有品牌的出版商和发行商。
此外，新闻出版系统可以严格教辅的质检，加大处罚力度，并将不合格产品及时向社会通报。这是一种比较正向、几乎没有负面作用的措施。
必须说明的是，现实方案只是提供一个台阶，只是回到教辅新政之前的格局，以便给某些过度依赖行政资源的企业一个转型的缓冲。教辅问题根本的解决，必须是理想方案的实施。
教育出版是我国出版业的支柱产业，教育出版的生存状态和形象，直接关系到出版业的生存状态和形象。教辅又是教育出版的半壁江山，而且参与主体更多，消费者更是几乎遍及每个家庭。教辅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整个行业和社会都关系重大。
教辅的形式与内容，完全服务于目前的教学方式和考评制度；教考方式怎么改，教辅就会怎么变。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投入的重要内容，有关于教育辅助的产业，潜力巨大。相比于培训、家教、学习机等助学产品，图书是一种比较实惠、廉价的助学产品，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优秀的教辅是一线教学经验的结晶，可以提升学习效率，也是能最便宜地平衡教育资源的方式。
也就是说，教辅的需求和市场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它需要有一种更健康的机制，让企业真正在服务读者、服务教育中成就自己，也让产业实现更健康、繁荣、可持续地发展。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体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反复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全面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
反观目前的教辅市场，需要改变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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