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众文艺接受的特征与引导舆论

第二节　我国公众文艺接受的特征与引导舆论

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我国的作家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注意到接受理论对文艺创作的意义，刘心武就此对记者说：“我在寻求什么？这不能不涉及到接受主义美学对我的启示。过去我们所习惯的古典作品，是由作者独立完成的。作者往往把作品写得很完美，很周到，很富于情感，他能够引导读者随着他的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沉浮。这样，读者几乎等于被作者所控制。接受主义美学，则反对这种控制……读者再创造得越丰富多样，作品也就越成功，它的价值也就越体现得充分。”（刘心武，1985）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公众生活的背景，文艺接近读者—公众得以转化为一种现实。王德胜在分析这种情形时写道：“大众传播的强制性权力正在持续而有力地瓦解着艺术作为贵族化享受的奢侈形式；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像制品等在引导人的艺术消费过程中，促进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相互亲近：艺术成为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而非少数部分人自我陶醉的领地。……直接具体地满足着日常生活各层次的欲望、需要和追求，表现、象征大众文化的现实状态。……艺术家不得不考虑如何把大众接纳到艺术活动之中这一‘创造与接受同构’的问题——通过大众传播，‘大众’成为艺术活动的本质要素而进入到艺术过程。”（王德胜，1996：120-122）

目前我国公众文艺接受的特征

那么，目前我国公众的文艺接受表现出哪些特征呢？如果从不同角度归纳一下，可以有以下几点：

（1）提供丰富的感情，成为对文艺作品的首要要求。当舆论表现出惶惑、浮躁和不稳定的特征时，公众在社会竞争中需要文艺提供的是温情、诗意的精神解脱。文艺主要通过大众媒介而接近了大众，但是它面对的已不是过去数量不多但审美素养较高的中高层公众群体，而是数量巨大、每天围坐在电视机、电脑旁边的普通公众。他们可能没有较高的文学艺术的眼光，但是情感要求却很强烈，没有持久的耐心但有强烈的享受动机。

（2）“直观—感知”成为主要的接受方式，过去文化精英式的“阅读—思考”接受，转向了凭借大众媒介直接感知艺术。于是，文艺作品不再是纯粹的“他在”，不必依赖太多的智力因素。现实生活中的物欲膨胀，也有一种取消人们的理性空间、减弱创造性的趋势；当下的生活享受和消费的丰富诱惑，掩盖了精神领域深度追求的匮乏、文化历史感的衰退。

（3）审美包装化。随着传播技术的本体化和大众传播的持续泛化，文学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原有的艺术“审美”失去了它的独特精神价值和唯一性，普遍地成为整个社会文化和大众日常生活本身的直观形式。现在阅读小说、看电影和电视文艺节目、听音乐等，不仅仅是“审美”活动，而且人们还用以证明自己生活方式的“审美化”。

（4）自由选择所要接受的文艺作品，成为一种公众态度，即舆论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造就了一类规模化的、工业流程式的大众文化，它们在数量上占据着文化市场的较大份额。在目前公众的审美素养相对低的情况下，他们的选择对于文学艺术家和文化商人的反馈作用，孕育着一种较低层次文艺作品的循环再生圈。

以上几种文艺接受的特征，从不同角度潜在着对人文关怀、生命价值意识、理性和永恒历史的拒绝。在拒绝这些“沉重”的接受之时，公众实际上也以十分矛盾的心态承受着生命中的“轻”，“拒绝意义”的危机中萌发着对意义更强烈的需求。因为解脱式的情感需求、直观的轻松接受、形式主义“审美化”的包装，以及跟着感觉走的选择，往往使人在丰富的文艺感性陶醉之中无所依旁。这就如一首歌唱的：“匆匆走过曾经的岁月，却不曾拥有梦中的一切，所有的往事已不堪回首，只好盼望另一个未来。”（吕国粱：《另一个未来》）于是，随后便出现了第五种文艺接受的特征——

对社会生活、自身生存状态、发展前景的意义需求，以及对社会文化的批判要求，也变得强烈起来。人们需要理解和评价自己，在文艺接受的时候把其中的世界同自己的世界组织在一起，镜式地反观自身，构造自己生存状态的形象，希望得到当下的精神依托和说明，以及对未来的把握。

我国公众传统的文艺接受特征

这些当代的文艺接受特征，形式上几乎是对我国传统文艺接受特征的否定。但是在实际接受中，传统的接受心理依然不知不觉地支配着公众。这里参照马以鑫的归纳（马以鑫，1995：53-56）作一描述：

（1）伦理化。扬善惩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一向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作品的基调，道德判断往往高于文艺欣赏本身。当人们接受文艺作品（包括影视），在为主人公扼腕、叹息、唏嘘、请命之时，其判断标准多少还是固有的伦理观念的延续，诸如忠孝节义之类的当代泛化。如果出现一些人们所不能接受的道德内容，无论作品是否经典，是否革命的主旋律，最初都会受到抵制或遭到明显曲解。例如《红楼梦》，只是改变了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道德论写法，于是便出现鲁迅所说的情形：“反对者却很多，以为将给青年人以不好的影响。这就是因为中国人看小说，不能用鉴赏的态度去欣赏它，却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角色。所以青年看《红楼梦》，便以宝玉、黛玉自居；而老年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份，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鲁迅，1973：307）这里除了说明接受中的伦理化特征外，亦引出了另一个接受特征——

（2）实用化。我国传统的儒家信息传播观念中，实用理性是十分突出的（陈力丹，1995），对于文艺作品，同样要求文以载道，特别讲究映照人生世态。发展到现代，便有接受中的比附（对号入座）、要求立竿见影，读了就要有收获等表现，较极端的，甚至能够将几部文艺作品的功用，在较长时期内与兴邦、丧邦联系起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出现另一种表现，如王德胜所说，审美的现实感变成了“有用性”的愉快感，“美”在艺术话语里变成了一种“对快乐的承诺”（王德胜，1996：48-49）。

（3）故事化。文艺作品艺术性表现应该多样化的，但是我国传统的文艺作品，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叙事套路：有头有尾的故事，开端→发展→高潮→结束，时间、地点、人物明确无误；故事结构则讲究对称（浦迪安：1996：72）。这种历史传统也造就了习惯于这类故事套路的读者或观众，人们追求真相大白或大团圆的结局，其深层的原因如同鲁迅所说：“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鲁迅，1973：283-284）

（4）正剧化。由于我国传统的文艺作品大多需要体现现世观念，因而内容以严肃著称，很少震撼人心的悲剧，缺乏幽默、意味深长的喜剧。于是，受这种氛围熏陶的普通读者或观众，很难从审美角度欣赏世界著名的悲剧和喜剧，倒是传统的插科打诨式的丑角喜剧小品，由于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快，需要轻松愉快而得到迅速发展，以致“生活成了一堆小品”（王德胜，1996：190）。这也许是在传统内的对正剧化的一种现代回应。

（5）从众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众对于当代文艺的接受往往缺乏独立的审美意识，多数人在接受文艺作品时习惯于追随社会上一时的阅读或观赏时尚，缺少富于个性的文艺兴趣，于是在近十几年内形成一个接一个的某一小说或某种文学“热”、某部电影或电视剧“热”。

这些传统的接受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公众审美能力的逐渐提高，有些正在消亡，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不会很快消失，会以各种新的形式再生。这里很难用正确和错误、进步和落后等是非标准来衡量，需要的是融入现代审美意识，同时又富于民族特性。

依据文艺接受特征对舆论的引导

研究文艺接受的目的，强调的是读者通过接受中的自我创造获得一种“净化”（拉丁词Katarsis），既包含文艺的陶冶和审美的提高，也包含增强理解世界的能力，从而作用于社会行为。就此尧斯写道：文艺接受既是“日常生活的一种补偿”，更是“更新对于外部现实和自身内部现实的感知认识方式，获得看待事物的新的方式和经验”（尧斯，1986）。在这个意义上，根据读者—公众的现实文艺接受特征，讨论媒介如何引导舆论，将有助于使引导科学化。

一、构造文艺本文的召唤结构，无形中促进舆论的转变

目前我国大众媒介渠道（包括文字和音像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电影公司等六种）的文艺作品，有不少属于“好看”之作，它们能够适应读者的接受特征，或以铁血动作直接刺激感官、以言情酿造温情的氛围，或者实话实说地复原现实大众生活的烦恼与无奈，或者赋予艰苦创业以浪漫的幻想色彩，从各个方面努力贴近日常生活。这些都说明作者确实有很强的“读者意识”，对于读者的现实接受特征是清楚的。但是除了可以满足公众一时的情感幻想或情绪宣泄外，实际效果是持续强化着人们的浮躁情绪，并不利于对舆论的正确引导。原因在于文艺作品与大众生活之间的价值完全抹平了，完全顺着读者的接受情绪，虽然好看，但不经回味，因为读者接受中很少发生与本文之间的交流。作者的“读者意识”基本是一种商业眼光，与注重读者的艺术接受尚有距离。对此，尧斯从“美学距离”的角度评论道：“一部作品，越是接近‘烹饪’艺术或娱乐艺术的范围，这种距离越是缩短，而且不需要接受意识转向未知的经验视野。娱乐艺术作品可以用接受美学描述为不要求任何期待视野的改变，而只需要准确的完成由占支配地位的鉴赏趣味标准所规定的期待，便可以满足复制人们熟知的美的愿望。”（尧斯，1989：9）

读者的接受特征是现实的，不论喜欢不喜欢，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只能接近它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从而实现自身。问题在于要造成作品与读者间的不对称，努力构造本文的召唤结构，形成适中的美学距离，调动读者与本文交流的积极性，既要好看，又令人回味，有所感悟。

文艺作品具有这种能力，如同符号学家卡西尔（Cassirer，E）所说：“我们的审美知觉比起我们的普通感官来更为多样化，并且属于一个更为复杂的层次。在感觉知觉中，我们总是满足于认识我们周围事物的一些共同不变的特征。审美经验则是无可比拟的丰富，它孕育着在普通感觉经验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无限可能性。”（卡西尔，1985：184）例如表现公众的日常生活，完全地复现等于时事报道，能够引起与读者交流的文艺本文，则具有使日常生活陌生化的结构特征，留有空白，特别注意提供对于读者既定经验和观念带有否定意义的成分，这就比纯粹的审美包装更容易在读者“直观—感知”的接受方式中，首先留住他们的目光，并通过“否定”结构，促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本文的创造。在观念运动中，接受者将获得的经验无形地与自己已有的经验和观念融合，重新构造着自己的经验和观念，这种效果即前面讲到的“通过读者的心灵经历一种受到引导的转化”。不仅要实话实说地再现生活中的烦恼与无奈（这即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情绪型舆论形态），更要通过文艺本文的否定结构，将反映的公众情绪，通过公众自己转化为带有理性色彩的情感认识。

伊泽尔曾经以18世纪女作家珍妮·奥斯汀（Austen，J）的作品为例，说明文学本文如何通过平常生活小事对读者产生引导作用。他指出：“在阅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本文指导性设置必须引起交流，……它是由本文实施的，但是它却不在本文之中。”接着他引证关于奥斯汀小说的分析家的评论：“她所提供的显然是一些琐事，但它们却在读者心灵中扩展。它们为那些外在地看极为琐碎的生活场景提供了最有生命力的形式。人物始终受到重视。……迂回曲折的对话总使我们处于焦虑的悬念之中。我们的注意力一半在现在，一半在未来。……”（伊泽尔，1988：227-228）因为在她的小说中，充满着让读者思考的“间隙”，琐屑的场面出人意料地深奥。这是一个范例，即如何在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文学本文中设置较好的召唤结构，激发读者参与较高层次的创造，而不是仅仅追随读者。

二、减少文艺本文的教诲意味，用艺术魅力感染人

目前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文艺作品中，有不少内容虽然健康，但却很少有人阅读或观看，其主要原因是教诲意味浓厚，而艺术制作粗糙。在这方面，文学接受理论的分析将有助于说明这类作品失败的原因。伊泽尔多次谈到，任何文艺本文的材料都含有两种成分，即社会规范与文学引喻（同上，110、115、117）。前者构成了我们常说的文艺能够引导舆论的基础，而后者则构成文艺引导舆论的特殊方式。前面已经谈到了后者，这里重点分析一下前者。

伊泽尔回顾了从欧洲中世纪的虔诚文学、教诲文学到当代的各种主题小说和宣传文学，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通过主人公揭示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次要人物缺少什么，都会得到主人公的补充，而不论主人公缺少什么，他都会学着为自己补充，次要人物的规范则或快或慢地消失在主人公的规范视野中。它们的功用不是展现与外部思想体系竞争的审美客体，而是为特定思想体系的缺陷提供一种补偿（同上，137-138）。

其次，作者将自己理解的礼仪和优良教养的法则，清晰地表现出来，这种情形造成本文的单一意义，结果便把审美效果等同于意义汇编，审美经验很可能导致非审美的经验，带来读者的厌恶（同上，144、30）。

第三，完整地接受读者群体已经熟悉的、规范的思想体系，以适应读者。为了教诲的意图，本文能够帮助读者构造预期的适应读者群体规范的感知模型，通过开放的、简单判断是与非的技巧，保证给定的内容对于读者将成为现实（同上，259-260）。关于这一点，尧斯这样描述：“印合熟知的情绪，认可合乎心愿的观念，……提出各种道德问题，就像回答预先定好的答案那样去‘解决’它们。”（尧斯，1989：9-10）

文艺的接受与一般的信息接受很不相同，前者出于情感和享受的需要，后者出于守望环境、积累资料的需要。主题完整、公式化、概念化而缺少召唤结构的教诲文艺本文，如果说在封闭的条件下它曾经拥有过读者的话，那么在开放的、有无数参照系的环境中，它必然失去吸引读者接受的条件。文艺本质上是反对说教的，“在艺术的一切功能中，审美作用应该是艺术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功能。”（何新，1987：2-3）特别在当代，人们接受文艺的出发点是愉悦，接受方式是自由选择，只有找到了适应自己需要的作品，才谈得上引导和效果问题。鲁迅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文艺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鲁迅，1973：286）

任何主观意图很好的文艺本文，它发挥引导作用的条件首先就是能够激发读者的感知能力。伊泽尔写道：“任何成功的传输（尽管它是由本文始发的）都依赖于这个本文所能激发的每一个读者的感知能力和处理能力。虽然本文可以把可能存在的读者所具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结合得相当好，但是，它的功能实际上却不是单纯地表现这些材料，而是运用这些材料促成读者对它的理解。”（伊泽尔，1988：143）

问题还不仅在于教诲文艺本文很少接受者，随着读者鉴赏能力的提高，这类作品往往成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客体——公众嘲讽的对象，公众可能警惕地封闭心灵，拒绝这类本文，连同其中包含的正确“意义”在内。用伊泽尔的术语，就是：“读者就会转而想象一种本文给定的决定的过分要求所意味的东西。这样，这种小说的意图就落空了，读者也就不能被它‘改变信仰’了。”（同上，260）

三、利用传统的文艺接受特征，融入引导舆论的正面内容

我们不可能摆脱传统，那么利用传统的文艺接受特征影响舆论，就是题中之义。例如伦理化，这种习惯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很快改变，但是，把握道德内容的变化分寸、用新道德抵制旧道德、为暂时的道德失落填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准则，则正可以利用读者文艺接受中对于道德的关注，通过文艺本文引导舆论。特别是那些特殊环境（战争、事故险情、生死别离等等）下自觉的道德自律选择，不仅是文艺表现的很好题材，而且对于净化公众心灵具有强烈的震撼作用。现在的问题是，顺应现实道德失落的情绪、再现古代陈旧道德的内容太多了，而正面融入社会主义理想情操的内容太少了。

人们接受文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故事的世界同自己所处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文艺本文是与实在的世界平行的符号世界，但它也是人们现实经验的延伸和转喻。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接受中的实用性完全可以利用来为读者构建他们能够接受的各种正面形象。人们行为动机的背后，深藏着塑造自我人格的心理需要，而正是众多的文艺作品中的形象，为他们提供着最多的理想素材，人们的行为中实际上不少是对作品中具体形象的模仿、响应、回答、反叛等。

故事化的接受特征与我国读者相对低的审美水准相关，改变这种接受习惯是较困难的，但利用这种接受习惯正面影响舆论却是可能的。高小康认为，像“大团圆”这类典型的故事化接受特征，它的“浅薄庸俗在于它的具体动机缺乏现实感，带着自欺的幻想性质。但从心灵本质上看，‘大团圆’是各种故事行为的归宿，是人格需要的非人格化表现”（高小康，1993b：92）。特别在社会变迁的历史时期，这类故事化的形式不断弱化着人们的心理不平衡，对于稳定舆论还是有利的。

至于正剧化，将世界和我国近代的名著名剧赋予“正剧”的名义，转化为各种影视，公众的接受是积极的，尽管对于原作的意义可能带来一些扭曲，但对普通公众来说，则是审美能力的一种提高。从众化也并非就是坏事，在目前总体审美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如果围绕主旋律的作品形成一定程度的从众，对于影响舆论是有意义的，只是需要把握分寸，避免再度造成不正常的“舆论一律”。

无论怎样利用传统的接受特征，需要谨记的是：必须构造文艺本文的召唤结构，防止将文艺等同于政治宣传。对于读者来说，他们的自由选择本身即是一种态度，如果通过文艺引导舆论，那么这种自由选择便是关于引导舆论的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