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国会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国会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研究主题异常广泛，方法理论灵活多样。这些理论和方法为认识美国国会政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是，每一种视角都有一个共通的局限性，即未能从整体上把握国会政治的特征和内在矛盾，没有分析国会文化中服务选区与代表国家之间的张力对国会制度和行为模}形成的影响。
美国国会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国会研究的内容相当丰富，研究主题异常广泛，方法理论灵活多样。尼尔森·W．波尔斯比等在回溯伍德罗·威尔逊和沃尔特·巴格霍特两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1945年后美国国会政治研究经历了“负责任的政党”解释框架阶段、随后的社会学导向的立法行为研究阶段和当代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进行研究的阶段。[2]综合和借鉴波尔斯比等美国学者的研究，从方法论演变的角度来看，美国国会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国会政治形势研究，到行为主义研究，再到新制度主义研究的过程，而且在当代国会政治人类学研究也开始兴起。
传统的国会政治形势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分析国会整体的决策行为，而未能深人分析国会制度运作过程中议员个体是如何行动的。行为主义研究由于对传统制度研究的反叛，强调研究政治过程中人的行为，而对制度关注不够，但是，影响人的行为因素的多样性和制度的重要性，必然要求行为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回归对制度的重视，新制度主义正是在理性选择理论转向制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要考察国会中个体行为、集体行为、国会制度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国会政治人类学研究则分析了国会内部非正}规则对国会政治的影响。这些理论和方法为认识美国国会政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是，每一种视角都有一个共通的局限性，即未能从整体上把握国会政治的特征和内在矛盾，没有分析国会文化中服务选区与代表国家之间的张力对国会制度和行为模}形成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本1作才将国会文化及其内在矛盾作为研究的对象，并运用文化、制度和利益分析的方法对国会政治进行一种总体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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