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人类学研究

政治人类学“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63]它最初以初级社会的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并经历了从政治制度研究到政治过程研究，再到政治行为研究的转变;并且随着学科的发展与初级社会的逐渐消失，政治人类学将现代政治制度也纳人了研究视野，国会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主要机构，自然成为政治人类学者研究的主题之一。

人类学家韦瑟福德在对美国国会进行参与}观察基础上，不满意仅对国会正规制度进行研究的状况，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美国国会进行了研究，并写下了《高地下的部落》一书。他将原始部落与美国国会进行了对比，发现在地位竞争、小集团的社会结构、政治社会化和仪}等方面，二者之间相差无几。在地位竞争和追求权力方面，无论是在原始部落，还是在美国国会，追求者首先得使自己社会化。“在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的政治目标很明确，即争取再次当选。而对一般的参议员来说，他们不仅需要在劣势的条件下争取重新当选，而且还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参议院的权力博弈规则。”^[64]一般情况是，资深议员拥有更丰厚的资源和有利地位，如在党团、关键委员会担任关键角色，在提交议案和发言中具有优先权，得到更多的媒介注意和尊重，以及更宽敞舒适的办公室。年轻议员在这些方面则处于弱势，还可能受到资深议员的刁难;因此，他们为了在国会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注意自己低下的地位，尊重和习惯国会的资历制等规则，想法赢得资深议员的支持与尊重。韦瑟福德发现，根据获得和保持权力策略类型的不同，议员主要分为三种:萨满(shaman)、军阀(warlord)和教父(godfather)。“萨满”型议员之所以能够获得权力，不是因为他们在国会的工作成绩，而是因为他们喜欢抛头露面，懂得争取和运用大众的支持;“军阀”}的议员靠对政府立法和政策某一方面的控制，将这种权力扩大而保存自己的地位，他们一般是一些关键委员会的主席;“教父”}的议员则对整个国会权力的运作、各个议员的习性相当熟悉，因而深谙权力的幕后操作，如众议员的发言人。并且，韦瑟福德的研究还表明，国会的基本权力单位不是议员个人，而是大家族，包括院外集团等力量左右的小集团，这些家族和集团构成了国会内部的权力网络，决定了国会的立法工作。因此，“美国国会的行为已经变得十分仪}化，以致根本起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随着参议院会议厅变成了剧场，大声的喧哗代替了真正的决策，最富有成效的讨论和资料收集工作都转移到了秘密的委员会会议上去进行。真正的决策都是在私人办公室、餐厅和过道上做出的。至于那些公共的场所，则已成为‘真正的政府’即美国神话中的政府的展示地”^[65]。

政治人类学对国会的研究，不但充实了国会研究的方法，而且开启了国会研究的另一种视角，提供了国会政治运作的另一幅G景。它强调研究国会的整体，并努力探寻国会运作的非正}机制，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国会政治做出新的解释，在很多方面是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一种补充和超越，并有可能成为后者不断发展的理论资源。但是，对国会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的突破，还需国会文化分析的深人，而在这方面政治人类学由于将其研究对象聚焦于国会内部非正}的规则而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需要拓宽文化分析的范围，考察国会内部正}制度和非正}规则所构成的整体与国会两种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与美国国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样才能深化对美国国会政治的理解。

另外，国会政治的历史研究历来是学者们主要的学术方向之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会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众院的领导风格、众院的制度化、国会党派政治、国会事业主义与资历制、委员会系统、国会投票行为等，这时期历史分析的主要理论工具是社会学和组织学理论，并引出了很多可争议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的议题虽然变化不大，但理论工具主要是理性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或者用历史的分析以验证这两种理论。国会历史研究的议题大多很具体化，对国会文化历史变迁的研究显得不够，并且，由于研究的主要理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使得这种研究缺乏历史分析的根基，未能在文化、利益和制度的历史结构的基础上考察国会行为和制度的演变，以及国会文化内在张力的形成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