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会文化的角度研究国会政治

从以上分析中得知，国会研究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在这种逻辑的观照下，本1作研究主题的确立和方法论的选择不仅是弥补上面各种理论对国会文化内在张力研究不够的需要，也是推动国会研究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国会研究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是要解释国会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在区别政治行为与政治过程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伊斯顿认为政治研究的中心是政治过程，传统的政治形势研究和行为主义研究都研究了政治过程，而形势、制度与行为都是政治过程的资料。在传统的政治形势研究中，可以看到一项议案怎样经过各种组织和程序变为一项法律，而看不到议员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表现。与之相反，一些早期的行为主义模型则忽略了政治过程中制度等因素的作用，而只是注意人的动机，这种偏颇导致了系统理论的产生、社会学方法和多元主义理论的应用、理性选择理论的制度转向和新制度主义的出现，它们力G在一个复杂的结构背景中研究政治过程中的人和制度。而政治人类学则力G在另一种结构，即由国会非正}的制度与规则构成的文化结构中揭示国会政治的真实面目，显然它对议员角色和非正}规则之间关系的重视弥补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这方面的不足，但是，由于对正}程序和规则的轻视，它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国会政治过程展开的文化背景，既有国会内部由正}规则和非正}规则组成的文化环境，也有国会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国会政治过程的分析，无法离开对这两种文化背景的分析。因此，国会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只是代表了国会文化分析的一个开端，它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对国会文化有更全面的把握，从更宽广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中对国会文化和国会政治过程做出解释。

从国会研究理论发展的逻辑中可以看出，以上各种理论只是对国会文化的某一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只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而普遍在研究对象选择和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不足，要克服这种不足，国会政治研究需要开拓文化分析的空间，从国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国会政治，将国会文化作为指称国会政治总体特征的基本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对象。

一是各种理论没有从整体上对国会的制度特征和行为模}展开深人研究，它们解释的只是国会文化的某一方面，而不是全部。传统的政治形势研究主要对国会宪政角色进行了一种静态研究，而没有研究国会服务选区与代表国家之间的紧张，以及议员行为与国会整体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威尔逊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种研究主要将国会看作是一种实现国家利益的代议机构。行为主义的各种理论也没有很好研究国会两种角色的行为及其制度特征:多元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注意到了利益集团和选区压力对国会政策制定的影响，但是，它们没有清晰地将国会文化内在矛盾突出出来进行研究，也没有深人研究利益集团和选区对国会影响的制度基础与对国会制度变迁的影响;国会社会学研究和理性选择理论主要侧重于分析议员的角色，尤其是服务选区的角色，而对国会整体角色研究不够，对两种角色的关系分析较少，虽然芬诺注意到了议员在两种角色之间的平衡行为，但是他没有分析两种角色冲突的深层来源和对国会制度变迁的影响，梅休研究了议员再当选对国会制度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分析这种影响与国家利益要求导致的制度后果之间的矛盾。新制度主义研究的重点是议员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同样对国会两种角色研究不够:分配模型认为国会主要是为选区服务的机构;信息模型对国会角色缺乏清晰的表述，从它的立论基础上来看，它主要强调国会的公共职能，它研究的重心是关于公共物品的立法决策;党派模型主要研究政党利益与议员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明确将国会的两种角色纳人分析的视野。政治人类学方法主要研究的是国会的非正}规则，它无法涵盖对国会正}制度的研究，也没有研究国家利益对国会政治的影响。因此，要获得对国会政治整体性的理解，就需要突破上面各种理论研究对象片面化的状况，从总体上把握国会的制度特征与行为模}，研究国会两种角色的内在矛盾对国会政治过程和制度变迁的影响，这就要求引人“国会文化”这一统摄国会政治总体特征的概念，并将国会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

二是各种理论在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成为总体把握国会政治特征的有力工具。在对各种理论流变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国会政治形势研究、多元主义理论、系统理论、社会学方法和理性选择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才相继发展出新的理论。即使新制度主义研究综合了以前各种理论的一些精华，并成为当代国会研究的主流，但是，它也将以前理论的一些合理性成分抛弃了。新制度主义对宪政结构这一原始性的制度安排及其发展对国会后来制度演变和行为模}的影响重视不够;对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分析方法的合理性和社会学方法所强调的组织因素与社会因素关注不多;新制度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显然对人的心理和行为预设过于简单，扼杀了行为主义刚兴起时对人复杂的心理结构的强调，也无视人的行为与文化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并且，政治人类学在国会研究中的成果表明，新制度主义对国会政治中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如国会的非正}机制等研究不够。所以，新制度主义“理性人”假设的虚弱性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从具体的历史和结构中分析国会政治的总体特征。因此，在方法论上，对国会政治总体特征，即国会文化的研究也需要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利用新的数据资源，吸收历史研究和政治人类学分析的成果，综合考察国会政治过程中的形势、制度、文化与行为等各种因素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从而保持对国会政治的解释力。

总之，国会政治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国会政治的总体特征，即国会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并采用文化分析等多元方法，以弥补各种理论对国会政治总体特征解释力有限、对文化共同体和制度结构重视不够的状况。研究对象的总体性特征要求研究方法上的文化分析转向，在对国会进行文化分析的过程中，地域、制度、利益和文化等各种变量对国会政治影响的复杂性可以得到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