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认为,人是一种符号动物,是一种文化动物,“人类行为由两种独立的,且性质不同的要素所组成,其一是生物的因素,其二是文化的因素”[69],其中由文化因素决定的行为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或人类的行为,它是由符号组成的,或依赖于符号的超生物学或超躯体的存在。“语言、信仰、风俗、工具、住所、艺术品等,我们把它们统称为文化。文化是通过社会继承机制而流传,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超生物学的;文化独立于任何个体并从外部作用于个体,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超机体的。人类的每一个体生存于文化环境之内,同时也生存于自然环境之内。个体所生存其内的文化包围着他并制约着他的行为。”①可见,人类一切非生物性的活动及其成果,包括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都受到文化的制约,各个国家和生活于一定地域的人群所组成的共同体,都是一种文化共同体,这些不同的共同体由于文化上的独特性,而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要理解某一国家或地域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制度,就必须理解这个国家或地域的文化,要理解一个政治组织的制度特征与行为模},就需要理解这一组织的文化及其所在地域与国家的文化,而且这一组织的文化也受后者的影响。
文化在理解人类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决定了政治的文化分析是政治学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政治学的开端之际,柏拉G和亚里士多德就十分重视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研究政治。柏拉G在《理想国》中提出:居民性情不同,造成了政府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了教育与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传统与社会分层、政治结构、政治操作之间的关系。伯林认为,到近代文化分析主要有三个知识传统:“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从康德到马克斯·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60年代末美国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途径。”[70]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出制度结构、文化气质与物理环境的复杂结合构成了法的精神,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后认为是地理环境、法律制度与民情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基础。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与新教伦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分析,是一种概念体系比较成熟并得到广泛运用的方法,并且经过20世纪70年代短暂的沉寂之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了复兴之势。
因此,本1作在分析美国国会政治时,自然重视文化在国会制度与行为模}的发育、生长和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里的文化,一方面包括美国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还包括美国国会内部逐渐生长起来的组织文化。因此,本文所运用的文化分析,即包括对美国国会政治的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分析,也包括对美国国会内部的组织文化分析,并努力将二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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