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与地方主义

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的生成与变迁，其内容和特征与美国文化的渊源直接相关。关于美国文化的形成与特征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主要有“共和论”、“例外论”、“天定命运论”、“碎块论”、“边疆学说”和“衰落论”。^[28]但是不管怎样解释，大多数学者认为，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无论是美国的民族文化，还是美国的法理文化，都可以在欧洲文化中找到源头。

从民族文化传统来看，“美国最初的定居者是北欧人(主要是英国人)，信奉基督教(主要是清教徒)，他们自然带来固有的价值观及其体制化。这种文化首先包括英语语言，以及有关教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等传统风俗。三百年来，黑人缓慢且局部地融人这一文化。比较而言，西欧、南欧、东欧移民的融汇则更加彻底，其结果是原有文化有所发展、有所变迁，但是未发生本质性变化”^[29]。虽然，美国的民族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迈克尔·林德所说的“盎格鲁—美国(1789—1861)，欧洲—美国(1875—1975)，多元文化美国(1972至今)”①三个阶段的发展，深深地烙上了美国历史过程的独特印记，以及现在美国“合众为一”的国家认同遭遇到了种族认同和多元文化认同的冲击;但是，西方文化传统在美国仍然居主流地位，起源于欧洲并有所创新的法理文化依然是美国文化认同的基石，它主要表现为宪法所表达出来的一套原则和观点。“自由、平等、民主、立宪政体、自由主义、有限政府、私营企业，这些组成了冈纳·马道尔所谓的‘美国法理’，美国人民普遍信奉它们，并获得外国观察家如克雷夫科尔、托克维尔等人的经典评论。理查德·霍夫斯塔简明地概括这一国民认同时说:‘它构成我们的共同命运，作为国民不在于我们有各种意识形态，而在于我们是一个统一整体’。”①这些原则和观点都是欧洲传统政治思想的产物，没有哪一条是美国的首创，“对此，美国革命者们也‘供认不讳’，他们从未自诩发现了一个迄今不为人知的政治理论体系，而是宣称这些思想至少跟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一样悠久。约翰·亚当斯说:‘这些就是所谓的革命原则。它们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G的原则;利维和西塞罗、西德尼、哈林顿和洛克的原则;自然和永恒理性的原则;整个政府目前据以治理我们的原则’”^[30]。可见，美国的民族文化和法理文化，包括美国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都是欧洲文化传统的移植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