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M.贝瑞和克莱德·威尔科克斯认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利益集团主要通过扮演代表委托人、提供政治参与机会、教育美国公众和政府、设定政治议题框架、议程建设和项目监督等角色而发挥着重要作用。[19]
利益集团成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渠道,要代表其委托人向政府部门表达政策偏好和利益诉求。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组成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尤其是前两者担负着制定公共政策的职能,如果输人端缺乏来自社会的充分信息和利益主张,它们将无法进行决策。作为一种民主治理体系,它必须将决策制定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但是这种民意如果完全通过综合民众个体意愿而形成将使政治体系不堪重负,所以民众参与各种利益集团并通过它们进行组织化利益表达,既能够增强民众表达能力,也可以有效减少政府与民众沟通和进行信息处理的成本。
利益集团为民众提供政治参与机会。民主的理想形态是直接民主,就是要实现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但是国家层面的民主治理只能以代议制民主为主要平台,民众对国家治理的政治参与主要体现为选举中的投票,国家治理中的公共决策主要由选举产生的政治精英进行,虽然民众可以以不同的渠道影响决策过程,但总体上不可能让全体民众集中起来进行决策,因此国家层面的公共决策不能完全实现直接民主的理想,管辖较大地域或人口规模的地方政府在日常决策中也不可能实行民众决策。但是,公民参与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原则,公民的积极参与可以使政府决策有更高的合法性、更能反映民众的偏好、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关系、培育公民的政治技能。[20]所以,美国民众通过公共舆论、社会运动、听证、与政府人员直接接触、司法诉求、利益集团等途径参与国家治理与公共决策。其中利益集团是一种组织化的参与载体,民众参与这些组织或它们组织的各种活动,能够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和利益主张,不仅能够获得各种物质性利益、目标性利益、象征性和团结性利益,而且能够获得政治参与技能和效能感,并激发公民更加积极的政治参与兴趣。
利益集团对民众和政府具有教育意义。利益集团向其成员和社会公众提供的信息、关于某些政策问题的看法与观点,能够使其成员和民众对某些政策议题有更深人的理解,从而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与立场,并理性表达对政府决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公民通过利益集团参与公共决策,使民众对美国政治的认识不是停留在对其制度和人员表面了解的层面,而能够获得对政治过程更具体的感受,了解公共决策的复杂性与艰难性、美国决策体制的局限性、美国民主实现的有限性等,从而形成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认知与评价标准,形成对美国政治“了解基础上的同情”,而不是简单的全面肯定,也不是极端的全盘否定。而且,利益集团的活动对政府决策者也能起到教育作用,有助于他们更全面掌握公众的利益需求,得到关于某个政策问题更深人的信息,以及学会如何与利益集团和公众进行沟通并建立良好的关系。
利益集团还扮演着设定政治议题框架和进行议程建设的角色。美国多元社会有各种各样希望影响政府决策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但是只有部分诉求才能进人政策系统的输人端,因此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诉求的过滤与选择机制,大部分利益诉求只能在社会中继续积蓄能量,以期能够成为社会中的重要议题。利益集团的政治议题框架设定角色就发挥着这种利益诉求的选择功能,它可以将某种利益诉求表达出来以引起社会某些群体的关注与讨论,从而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议题之一。但是,社会中的诸多议题不一定能进人政府决策管道,利益集团能够通过议程建设将其中某些议题通过游说、舆论等途径在社会中突出出来,使议员和政府注意到这些议题并使它们成为政府着手考虑解决的政策问题。
利益集团还经常成为政府项目的监督者。它们监督的方}有发布项目评估报告、通过媒体引起人们对项目缺陷的关注、说服政府机构在项目实施中进行调整,以及通过司法手段要求政府遵守法律等。[21]利益集团对那些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项目会高度关注并可能开展相应的监督。民主治理不仅体现在人事任命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也体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公民或者代表他们的利益集团能够通过监督参与这一过程。当然,公民和利益集团的参与和监督不一定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能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对公共权力运行提出要求。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就是各种利益,包括特殊利益表达与妥协的平台,利益集团的各种角色既可能用来实现公共利益,也可能用来实现某些特殊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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