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影响国会政治的方式

利益集团虽然可以向总统、行政机构等表达自己的政策偏好，但国会是利益集团活动的重点对象。利益集团主要通过直接游说、提供信息、支持竞选、动员选民、制造议题与舆论、间接施压等方}影响国会政策的制定，以保护或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

利益集团可以向国会议员、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和数千名工作人员进行游说活动，表达自己的政策立场，要求国会制定、通过或者不通过某项政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往往需要游说国会多个部门，比如奶品集团必须与国会下列机构打交道:参众两院的农业委员会及其下的小组委员会;参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和众院政府工作委员会，它们负责监督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活动;下设有农业委员会的众院和参院拨款委员会;负责税收事务的众院筹款委员会和参院财政委员会等。这些机构都会参与同奶品有关的政策制定活动，能够影响到奶品集团的利益。^[22]

利益集团必须与议员或其助理建立紧密联系。同国会议员或其助理建立良好关系是游说的基础，利益集团与它们建立联系的途径比较多，最简捷的就是利用或雇用前国会议员、前议员助手和那些与国会已经有密切联系的人。游说者还可以通过请议员吃午饭、同议员闲聊、向议员提供情报与信息、邀请议员免费旅游、支持议员竞选等方}与之建立关系。游说者要在议员或其助手面前树立诚信、可靠的形象。总之，游说者与议员及其助理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感情与信任、向议员提供的物质利益和情报，使他们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议员在立法决策时总是想方设法回报这些政治投资者。

利益集团必须密切关注国会政治进程。利益集团在游说前首先要了解一项重要决定何时和由谁进行考虑。国会中往往有多个机构参与或影响一项决定的做出，因此利益集团必须清楚这些机构的立场与行动，从而选择重点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游说。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华盛顿邮报》、《国会周报》和《国会纪录》等出版物或者与议员的交谈来了解国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23]

利益集团还必须想法打败对手。在一些政策制定上国会往往会受到对立利益集团的游说，比如全国步枪协会要求国会维持现有关于持枪合法的法律，而深受枪击伤害或对此表示同情的民众组成的利益集团则要求国会修改相关法律;企业界圆桌会议领导的企业集团反对并挫败了消费者利益集团要求建立消费者保护局的建议;支持与反对堕胎合法化的利益集团不但在社会上相互论战，而且在国会进行游说并希望更多的议员支持自己的立法主张。

利益集团可以为议员及其助手提供信息服务。议员对利益集团最大的依赖是情报与信息。议员既要参与立法，还要服务选区，可以说十分繁忙，而且无论本人还是其助理对很多立法决策相关信息的了解是有限的。这些信息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政治性信息和技术性信息。任何一项立法决策本质上是资源的分配，会影响到政策相关方的利益，如果议员缺乏全面准确的了解，其立法决策将可能损害一些能够影响其再当选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因此这方面的信息对议员来讲相当重要。利益集团能够帮助议员收集各方的利益主张，尤其是关键利益群体、选区民众和政治对手的利益立场，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以提供给议员作参考。另外，很多立法决策涉及很强的专业技术和法律知识，比如生物技术、核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立法决策，如果没有利益集团的专业支持，议员将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利益集团能够支持或者反对议员的当选。这是利益集团影响国会立法决策和维护自己利益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通过帮助特定候选人获胜，利益集团能够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它们所关心的议题的政府;通过支持候选人，利益集团能够建立一种有利于游说的融洽关系。”^[24]因此，美国利益集团广泛介人国会选举之中。首先，利益集团可以为议员候选人提供选举经费支持。早期，公司可以直接为议员提供选举经费，1907年后法律禁止它们向联邦候选人直接捐赠，以及随后禁止工会资助联邦候选人。20世纪70年代初国会制定了关于联邦竞选经费的综合规定，并对《联邦选举法案》进行了全面修改，对选举捐助做了进一步规定，同时允许利益集团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为联邦职位候选人提供最高5000美元的资助为政党提供最高15000美元的资助，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以及其他公民)可以在一次选举中向联邦候选人给予最高1000美元的资助，给予政党最高20000美元的捐助，一年给予所有政治行动委员会合计25000美元的资助。^[25]美国选举活动开支巨大，只有一定的经费作为支撑，候选人才能从容地进行竞选活动，才可能赢得选举。2004年政治行动委员会给联邦候选人的资助高达31050万美元，提供资金占参众两院候选人所募全部资金的24%，而且近年来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助占比虽然保持稳定，但总额急剧增加。^[26]利益集团一般将重要委员会的成员作为捐助重点，如1976年银行业集团给主管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十七名成员的十五人捐献了91725美元，其中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得到了资金支持。^[27]利益集团还通过选情分析、选举技术支持、广告活动、选民动员、组织选举志愿者等方}为议员提供选举支持，后三种开支不菲，但不属于选举资金捐助，因此能够为议员节约大量的选举费用。

动员选民是利益集团影响国会决策的有效途径。议员受其选民的影响比受到华盛顿说客的影响更大，因此，“一个集团的会员数量是它的一种重要的有形的资本”^[28]。有些利益集团成员广泛，其中很多成员来自议员选区，他们直接掌握着议员能否当选的选票，因此，利益集团可能直接做议员选区选民的工作，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要求他们通过信件、电报、电话和电子邮件与议员联系并向议员表达利益集团的偏好、资源和意G。“2005年众议院收到了1000多万封信函和接近1亿封电子邮件。参议院收到了近800万封信函和明信片以及8300多万封电子邮件。交流总量在过去的10年里增加了400%以上，近乎全部是电子邮件。几乎所有这些接触都是由利益集团组织的。”^[29]议员十分重视选民来信和同选民之间的沟通，有时选民意见能够促使国会撤销某项法案。但是，利益集团使用这一手段时必须谨慎，因为选区选民缺乏政治上的灵活性和老练，比较分散和没有纪律性导致其不易控制、不易妥协、不易达成政治目标，并且可能对议员产生过大压力从而引起议员对利益集团的反感。^[30]

制造议题与舆论也是利益集团影响国会政治的重要手段。国会身处社会之中，社会热点问题和舆论环境直接影响国会议员的立法行为，因此利益集团往往利用自己的成员、出版物、广告和媒体制造关于某个问题的议题和社会舆论，并表达自己关于这个议题的观点，这样议员不得不注意这些议题及利益集团的态度。利益集团常常对一些问题进行深人研究或者整合关于某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在自己的出版物或媒体上发表相关研究报告，有的还支持智库研究或者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以用来教育公众、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当这些做法效果还不太明显时就通过电视广告或者组织示威抗议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民众的关注。另外，美国是个多元价值观竞争的社会，很多利益集团本身就是为了维护某种价值而成立的，在家庭观方面利益集团就分为传统保守派和自由派，它们对女性的性别角色与社会地位、堕胎、同性恋，以及性取向等方面的看法相互对立，各派利益集团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动员更多的追随者，寻找支持自己价值观的议员并影响他们在相关法案上的立场。

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政府其他机构以间接影响国会政治。美国权力分立与制衡使得国会立法决策要受到总统及行政机构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影响，因此利益集团通过游说这些机构也能够影响国会决策。首先，国会一些立法决策的倡议来自总统或者行政部门，或者需要行政部门提供相关信息支持甚至法案初本，利益集团通过向白宫和行政机构游说向它们表达利益要求和提供相关信息就能间接影响国会立法决策，而白宫和行政机构也欢迎利益集团和选民同它们接触。其次，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白宫或者制造社会舆论，支持总统对国会立法决策行使否决权或者使用拖延战术使国会法案得不到批准而自动失效。最后，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直接起诉寻求国会某种政策的改变或者阻止某种改变的发生;利益集团也能影响一些自己不是直接当事者的诉讼，前提是利益集团在诉讼结果中享有利益，在这些诉讼中利益集团可以利用“法庭之友陈情”，在案件争辩双方使用的解释之外提供另外一种法律解释以影响法院的审理。利益集团还能够影响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有利于自己的法官任命将是利益集团制衡国会立法决策的重要力量;另外，法官自愿或在利益集团动员下可以向媒体阐述关于法律的意见或者为某些法案向国会进行游说。^[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