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瞬又是一年，对于整个历史长河来说，一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一年，有两篇文章最让人印象深刻，一篇是顾东风、赵冬教授与Goldman Lee教授等合作完成的《应用中国冠心病政策模型预测中国未来心血管病流行趋势》，该文章预测，2010—2030年，由于人口老龄化与人口增长，中国心血管疾病发生数上升幅度将超过50%，高血压、胆固醇以及糖尿病的增长趋势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数将额外增长23%。如果不加以控制，那么在2030年，中国心血管病患者将增加2 130万，心血管病死亡人数将增加770万。另一篇则是中日友好医院杨文英教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证实在我国20岁以上的人群中，糖尿病男女性的患病率已分别达10.6%和8.8%，总体糖尿病患病率为9.7%，由此，推算出全国糖尿病总患病人数约为9 200万人。而更为严重的是，该调查中显示，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已高达15.5%，推算出全国糖尿病前期的患病人数约1.48亿人。此外，目前中国有超过25%的成年人属于超重或者肥胖，而且其增长步伐还在加快。中国成年人超重的增长速度仅次于墨西哥，早已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甩在身后。
看到这两篇文章，我想，如果每个公民都疾病缠身，那真是医疗的末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也曾说过，如果中国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不加以控制，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几乎一半的经济成果都将可能被这些重大慢性病消耗殆尽。到了那个时候，就不仅仅是就医难的问题，也许会引起社会动荡。
我们不能简单或片面地认为，高血压、肥胖和糖尿病等是生活方式病，仅仅是一小撮儿人管不住嘴、自我放纵的后果，这些危险因素的流行，背后隐藏着很深的社会和经济渊源。胡大一和李易教授等发现，中国农民的高血压患病情况和居住地与城市的距离显著相关。农民与城市相距越远，村民的高血压患病率越低。可见，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人体力劳动、饮食习惯和精神压力等情况还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流行加速。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老龄化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等将进一步推高我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
近几年，心血管病医生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涌现了一批心血管病专家，他们走出大医院，走向社会，走向农村，结合自己的专业为人们奉献自己的热情，如长期关注公益事业的胡大一教授、获得中国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孙英贤教授，团结心内外科、妇产科和超声等专业建立先天性心脏病监测网络的庄建教授，应用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为中国心血管防治提供了科学证据的顾东风教授等。他们以身作则，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我们竖立了榜样。
但我们的人民，离健康还很有一定距离，长久以来，医生对疾病和患病人群关注太多，对大众健康关注太少。我们擅长于处理急症，每天为之忙碌的往往是危重患者，他们挣扎在生与死的分界线。我们甚至必须全力以赴，才能挽救命悬一线的同胞。我们面对的是那些老弱无依的患者，那些年富力强却重病缠身的患者，那些处于事业的巅峰却骤然告别人世的精英，那些因为疾病而贫穷的人。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悄悄地生活着。我们能够体会他们承受着痛苦。这些不幸苦楚，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有关卫生保健知识造成的。
虽然在普通百姓的眼里，医生的使命无比崇高，是“救世主”，但医生常常感到无力，自觉太卑微，以为自己做不了大事情。不少临床医生认为，道理我们都懂，但在现实中，我们不是专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和干预，也不可能脱离临床，花很大的工夫去做公益事业。当然，我们不必要求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患教和社会活动方面；我们也不应期望仅凭几句话就能改变别人的生活方式，那是过度的自负。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信念和行动。我们需要做的首先要自己注意远离烟草，戒烟限酒、健康饮食和多参加体育活动等，作出表率；然后把健康教育和临床工作结合起来，在查房、在家属探视时，多留出几分钟讲一讲危险因素，特别是与家属的沟通尤为重要，通过一个病人教育一家人，效果最好。这样既能改善医患关系，又能起到宣教的作用。
但也有个别医生认为，向患者强调改变生活方式没有用，即使是向患者的宣教工作，耽误时间，没有任何回报，自己本身又很忙。而且在社会经济的驱动下，医生很难改变患者的生活方式。
每个医生都很清楚，我们不是救世主，也不可能寄望于每个老百姓主动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去戒烟、限盐、增加体力活动。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靠我们每个医生的努力，必须要有很多很多医生站出来，带动更多的公众，一起去推动社会向健康的方向转变。
我们所处的世界，还存在着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对高血压的认识不断深入，新药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高血压患者却越来越多，高血压的控制率也难以让人满意。可以说，我们打赢了降低血压的局部战争，却输掉了征服高血压的整个战役。在治疗高脂血症方面，即使我们服用最强的他汀类药物，我们食用高脂食品则也能抵消他汀类药物的疗效。
我们想一想，在高盐饮食的情况下，血压能满意控制吗？实际上，盐摄入量是决定国人血压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每天即使减少1g盐的摄入量，其降压的效价比也优于最便宜的降压药。
关于心血管危险因素，血脂异常、血压和糖尿病只能算是后果，不良饮食习惯、缺乏运动、吸烟等才是真正原因，它们导致炎症、氧化应激、内皮功能紊乱和凝血功能异常，之后才是血脂异常、血压和糖尿病。这方面美国已经有了经验教训，美国在血脂异常、高血压和糖尿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成效显著，明显降低了心血管死亡率，但忽视了对不良饮食习惯、缺乏体力活动等生活方式危险因素的干预，结果是肥胖和糖尿病发病率增加，导致心血管事件的降幅减缓。
测血压、血脂或血糖比较容易，开药也简单，还能带来经济效益，指南对此有针对性的建议，但问题是限盐、体力活动、体重或饮食习惯等生活方式不易量化。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能量化的不一定重要，重要的不一定能被量化。”用这句话来描述改善生活方式和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之间的关系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不过，老子也说过：“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为广大的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亟待解决的科学命题。
医学曾经是门艺术，现代医学则向“科学主义”的方向跨进了一步。目前指导临床实践的是以大规模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为基础的指南，目的是通过标准的、技术化的实践来获得预期的结局，直接地转变了医疗模式。但另一方面，循证医学忽略了患者的需求，忽略了与患者相关的心理和群体的痛苦，忽略了生活质量对患者的影响。
患者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有痛苦会恐惧，拥有自己的情感，并渴望得到医生的尊重。判断是否是一个好医生，最重要的基点，是看他能否给予每一名患者平等的尊重和关怀，而不仅仅是打上高血压、糖尿病、心肌梗死和癌症等疾病的烙印。
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每个选择不仅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广大的患者，因此，对于“如何实现医学价值”这一命题，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但既然我们是医生，我们就应该改变自己的信念，把健康的生活方式整合到临床工作中，让自己坚持，让患者坚持，带动患者家属的坚持。因为我们改变，他人就有可能改变。尝试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很重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医生更重要。
（林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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