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社会的民意观
原始社会既没有国家,又没有正常的管理机构,仅仅依靠舆论便能从事共同劳动。马克思谈到古代“小的地区”和“小的天然集团”时指出:“它所依赖的惩罚性制裁部分是舆论,部分是迷信。”[3]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氏族制度“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4]原始人采集野果和狩猎,战胜天灾病魔与野兽袭击,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初民的生产和生存无一不需要舆论的协调。
我国自有文字记载,就记录了古代帝王遵从民意、带领部落成员同自然斗争的历史。成书于西周的《洪范》一书曾有“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重天子之光”,“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描述。当时,天子遇到疑虑的事情,征求卿士和庶人的意见,庶民的话是天子决策的重要依据。在氏族社会末期,老百姓的意见更受氏族首领的青睐。舜治天下,“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使上下左右对其臣服。禹对舜说:“惟帝时举,敷纳以言”,舜禹尊重民的意旨,在氏族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尧舜为了正确制定政令,总是严格考察民情,谦恭地听取反对意见。《淮南子·主术》篇中有“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的记载,是说尧舜怕政令有误,鼓励人们击鼓进言,把意见刻在木柱上,用一套巧妙的办法让人民评论政事。依据庶民的意见辨别是非、惩恶扬善,是维护氏族内部安定团结的大计。正如《尚书》中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原始舆论使个体有机地结合成整体,使劳动和征战顺利进行,大规模的原始生产得以进行。原始舆论的传播有两种方向:一是人与人之间的意见交流,达到意愿一致;二是在氏族首领和庶民之间传播,为首领提供参考意见。后一种舆论是氏族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据记载,唐虞盛世,“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氏族舆论非常发达。
原始人崇尚英雄,赞美带领他们战胜自然的智者,把颂扬的意见寓于有情节的故事,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形成古老的传说。神农氏培植五谷,有巢氏教会先民盖房子,大禹治水,这些故事的盛行,不仅起源于先民对首领人物的爱戴和期望,也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人们无法更多地抽象地表达意见,就通过生动的故事称颂英雄,使舆论以传说形态表达出来。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都用“口耳相传”的故事传授给后代。这个舆论赞美的时代,史家称为“传说时代”,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后期。
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压迫,酋长遵循多数人的主张制定各种行动方案,约束部落成员的离心倾向。当事人取得一致意见意味着部落对某一事务可以着手实施,下一步是大家一齐动手去做。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庭,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5]所谓依靠习俗,主要是指酋长广泛地听取人民的意见,按照民意处理公共事务。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初期,考察民意、征求民心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管理。《吕氏春秋·不苟论》描述那个时代时也强调:“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革召。”《史记集解》中说,“诽谤之木”是桥梁柱头(有人说是桥梁边板),供人书写批评意见。“谏鼓”大约是供谏者敲击之鼓,犹如后世的登闻鼓,“戒慎之革召”是供谏者摇响的小鼓,当时的“总街之庭”、“灵台之覆”似乎也是纳谏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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