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社会中的游说

二、奴隶制社会中的游说

奴隶制社会初期,有些天子继承了氏族酋长的遗风,决定一件事既征求卿士、筮仕的意见,又征求庶民的意见。当时民众喜好议论成为一种风气,庶民的意见表现出高度的权威性,对社会管理有决定性的意义。

到春秋初、中期,帝王的思想由“敬天”向“重民”转化,国君纷纷重视臣民的建议,征询臣民的意见成为惯例,多把下层的意见称为“民之所欲”、“庶人之谤”、“庶人之议”。到春秋末期“舆”字出现了,含义是指“车子”,后来“舆”字和“人”字连用意为造车的人,称为“舆人”。《周礼·考工记·舆人》中说:“舆人为车。”即舆人制造车子。后来舆人指“驾驶车辆的人”,逐渐有了“下等人”的含义。当时人分十等,舆人为第六等。《左传·昭公七年》中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凡与车有关的各种人通称舆人,如车夫、随车师卒和差役。用今天的话说,舆人就是众人,“舆者,众也”^[6]。

“舆人”这个词出现不久,在表达下层意见的概念中产生了“舆人诵之”、“舆人之谤”、“舆入之谋”这些词,并逐渐广泛使用。《国语·晋语三》中有:“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左传》曾记载,子产执政郑国,“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繁殖)之。”到战国时期,舆人的含义进一步扩大,带有老百姓的意思,包括国人(城里人)和庶人(乡下人)。

在奴隶制社会,传播舆论成为一种职业,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职的舆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舆论人,即积极从事舆论活动,主动发表见解的人。他们代表某个阶层利益的观点,鼓吹一套思想说教。在原始社会,没有专门的舆人,每个人都可能介入舆论,提出见解,但都不是思想家。奴隶制社会中的舆论已从原始舆论的自发状态走出来,渐渐成为国家统治的精神,舆论的制造者是职业士人,充当奴隶主的卫道士。他们用心研究“意见”,用极其精辟的见解指导奴隶主如何“治国”和镇压不同意见。正如《礼记·王制》中所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而非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这不仅是治民的酷策,也是奴隶主治国的专制手段。

孔子是研究舆论的第一人,在游说和讲学中提出许多舆论规律。他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判断人的好坏,不能依据群体议论,要亲自调查研究。“民言不危行,行不危言矣”。(《礼记·缁衣第三十三》)他对社会好坏的评价,则根据“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一舆论现象,见地十分深刻、敏锐。

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和地方豪杰都有养士之风,豢养舆人成为一种风气。把多名说客汇集门下,游说各方,强词夺理,巧取豪夺,实现个人野心。养士的多少、游说规模的大小,决定豪门制造舆论效果的好坏。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秦国的文信侯吕不韦都养食客达3000多人,集各学派于一室,成为制造舆论的大本营。他们认为“坐而论道”的作用不大,四处奔波,周游列国,“上说下教”才能有效地传播意见。有的“裂掌裹足,日夜不休”。孔子把“大树之下”、“杏坛之上”作为宣讲的场所;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带领众徒到处摇唇鼓舌。《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化之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墨子是有异常感染力的舆论活动家。

在残酷的诸侯斗争中,有些国君不得不礼贤下士,笑纳百家之言,实施政治改革。一时,尊听舆人之言成为奴隶主的时髦,正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记载:“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士兵车夫之类的下等人表达的意见,引起国君的重视,在当时不乏其例。秦国、吴国和魏国的变法,都是广采民间意见的结果。在各种舆论的推动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思潮交错纷争,孕育出伟大的历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