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的城镇舆论

三、封建制的城镇舆论

私有制的进一步变迁,出现了地主阶级,大一统皇权统治的建立,改变了奴隶制原有的经济关系,舆论活动也以崭新的形态形成了。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封建集权统治机构的扩大,逐渐出现大规模的城镇,产生了城镇舆论。这时,代表封建皇室利益、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舆论和庶族地主阶级的舆论,不断发生冲突,加上农民起义的舆论高涨,弹压反皇言论充满封建社会的整个过程。

封建社会初期,劳役制、地租制的剥削代替了奴隶制血腥的统治,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手工业工人和商人由于摆脱了土地的控制,在城镇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权利。在新的社会关系中,除了宗教和皇权思想的禁锢,士大夫、地主和市民的思想获得相对独立,批评皇室的舆论开始出现。正如秦相李斯所言:“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7]议论朝政、批评皇权似乎在封建社会持续不断,士大夫结党聚议,在市镇交游集会,使城镇舆论偶有骚动。

城镇是天然的舆论场,大规模的舆论产生于市井。从战国中期起,中原国家的人口密度有显著提高,国君居于“国”,卿士、大夫居于“大邑”,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市镇。邻邑相望,车马之多,日夜可见。当时,国君、吏臣的住宅都设有招待宾客的馆舍,大小贵族、文人墨客经常集结一起评议政治,谈论诸子学说,舆论气氛十分浓烈。到汉魏,许多城镇建有规模更大的宫殿与馆舍,儒士说客在这些地方议论朝野大事,谈天论道,出现清议的风气。魏文帝借助清议制度制定九品中正之法,依据朝野人士的评议确定官吏任免和人才的升迁。周谷城在《中国政治史》一书中认为:“九品中正之利,在乎保存了清议的遗意,换言之即尊重了舆论。凡中正品评得很高的人,据说都是舆论赞扬的人;凡中正品评得很低的人,甚或压制不许选用的人,据说都是舆论所诋诽的人。中正的品评恰与清议或舆论相符合。”^[8]

人口集中、市井繁华、显贵与巨富云集的城镇,成为人们交换消息、公议时政的场所,许多社会舆论在这些地方形成。这同16~17世纪的西欧十分相似:私人社团、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9],这种早期公共领域决定了公众舆论形成的可能性。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擅权造成政治腐败,遭到农民起义的反抗,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官吏自命为“清流”,斥责“幸奸佞之人”为“浊流”。“清流”派包括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等社会势力,以知识分子聚集之所——太学为主要基地抨击外戚宦官控制权力,其手段主要是“清议”。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狠)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当时的学者和读书人常在乡校或亭台聚议,品评时政,趋之若鹜,私学顿盛,著名学者招收弟子往往数百人,走到哪里,哪里门庭若市。一大批讲气节、守道义的士人互相推重,形成一股与宦官集团对抗的舆论势力。学者之间为了争名,门户角立,互不相让,各树朋党,“党人”非议如潮。

豪族势力“诽讪朝廷”终于遭到皇族的反击,“清议”导致“党锢”(对清议人物的禁锢)之祸。“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许多倡导清议的著名人物,或死于狱中,或受到管制。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直到184年黄巾起义,党锢才告撤销。

清议引发党锢之祸的教训,使清议转向清谈。魏晋士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再次出现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使清谈蔚然成风,一时玄学崛起。清谈家多出于士族,经济上有世传的丰厚祖产,政治上靠祖上资荫可坐至公卿。由于农民起义失败,农民在短期内还没有力量组织起义打击皇权,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门阀士族间明争暗斗,争权夺利,不断挑起舆论倾轧。他们的招法是明哲保身,整日谈说玄理,走向坐而论道。尽管他们极少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热中辩论一些空虚的理论,但时常以玩世不恭的言论嘲讽现实,形成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清谈飙风。

在清议、清谈盛行的时代,舆论这一概念出现了。从我们读到的典籍看,“舆论”一词最早产生于三国时期。曹魏谏臣王朗在上书文帝的奏疏中写道:“往者闻权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军戒严,臣恐舆人未畅圣旨,当谓国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为兴师。设师行而登乃至,则为所动者之大,所致者至细,犹未足以为庆。设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也,并怀伊邑。臣愚以为宜敕别征诸将,各奉禁令,以慎守所部。”(《三国志·魏书·王朗传》)在这段话里,王朗认为不宜轻率动兵伐吴的理由是“惧彼舆论之未畅也”。他解释说,既然孙权已答应派其子来做人质,就不能因其子未至而兴兵讨伐,否则,舆人对圣旨不解而议论纷纷。即使孙权高傲凶狠,死不称臣,也不宜出兵,不然舆论不但不支持圣上旨意,反而会同情孙权。王朗对舆论形势的分析说服了曹丕,就此罢兵息战。《梁书·武帝纪》中也使用了“舆论”一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舆论”。舆论是帝王言行的重要根据,人们的议论是帝王能否成就大业的关键。

但在历朝历代,皇权没有停止对舆论的镇压,最残酷的手段就是文字狱。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文网密织,剿墨大狱不断。为维护君主专制,民间稍有犯上言论,文字犯讳,被认为“亵渎帝王”。明代徐一夔作贺表,因有“生”、“光”、“则”等字句,被疑为讥讽朱元璋当过和尚,而被处死。雍正朝的查嗣庭案,只是取《诗经》上的“维民所止”为试题,被指控“维”、“止”是要杀雍正的头,以“大不敬”罪下狱,死在狱中,亲属也被杀或流放。

封建皇权镇压舆论最为典型的事件发生在明朝。明万历八年(1580年),顾宪成中了进士,在北京组织“三元会”,“日评骘时事”。十四年(1586年)顾宪成在无锡泮宫讲学,“绅士听者云集”。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顾宪成与南浙同仁讲学于惠泉,提出“联络天下之善士”成立“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要求建立政党的最早主张。以顾宪成为首成立的东林党以组织舆论、传播舆论和变革社会为己任,成为现代政党的雏形。东林派不是放逸山林的隐者,也不是闭门读书的士人,他们的讲学是一种结社。为了推销观点,造成舆论,顾宪成等重建东林书院,组织群士发表时论。他们谴责朝政的腐败,反对矿税勒索,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引起朝廷的憎忌,天启年间,魏忠贤捏造罪名,诬陷东林党人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有贪赃之罪,到各地大肆搜捕,许多人被迫自杀或冤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