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的暴动

三、生产力的暴动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亿万农民被迫带着生产资料加入合作社,各地先后出现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是农民对农业合作化表示不满的一种激烈反应。这种情况自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并作了这样的判断:“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否则生产力就要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13]当时其他中央领导认识到,除了适当减轻粮食征购任务外,应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以缓和农村的紧张局势,安定农民的紧张情绪。但最终“生产力暴动”的舆论仍被忽视,使中国的农村经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舆论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反应,从这个直接意识系统中,经济制度的控制者能感知公众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态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者是生产力中能动的、起主导作用的要素。他们决定其他两个要素,反映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能否相适应。同样,政治制度的好坏,不是由政治制度本身来说明,而是由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人民的满意程度来确证。生产者的直接反映手段就是用语言表示意见,用行动表示态度。正如毛泽东说:“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14]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对经济的变化进行思考,互相交流意见。生产力暴动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生产者对这种不适应作出的激烈反应,是大众肢体舆论对经济活动的反馈。2004年8月3日,北京地铁五号线十一标段工地上,约400名农民工将该标段的施工单位招牌卸下,集体停工向中铁四局集团北京地铁项目部讨要工钱。这些农民工大多来自陕西、安徽、四川、河南等地。他们说今年元月通过熟人介绍,在地铁五号线十一标段工地上干活。当时双方未签书面协议,工地负责人口头承诺:“工资分月发放,挖一立方米的坑给1400元钱,5天发一次伙食费(生活费)。”他们干了半年多的活,却未拿到分文报酬,而且有10多天没发伙食费,不少人都挨饿好几顿了!^[15]因此他们摘牌讨要工钱。

如果对生产力的暴动置若罔闻,没有在调查研究和听取相关意见的基础上及时采取措施,不仅对生产发展不利,也要造成社会动荡。生产力暴动可能只是一时的反应,从长久看,局部的生产力暴动也可能影响整个地区或全局的经济状况。比如在北京城市改造中,很多住在老房、破房中的居民不愿意离开,很多人有组织地选择了在家中静坐,抗拒拆迁。更有甚者,与前来劝说的工作人员拳脚相加,闹出了许多过激事件,一度影响了北京市的城区改造。人民是上帝,弱势群体更是上帝,不要剥夺他们可怜的那点利益,权力部门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就不会出现生产力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