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的历史步伐

一、理论争鸣的历史步伐

社会的阶段性转换给人类的前进带来迷茫,社会走向何方?人类如何进入新的时代?都会引起人们的理论思考。物质生产中的观念冲突,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忤逆,不断引起一部分人的关切,力图从理论上解释社会出现的问题,寻找人类继续前进的方向,这就出现了理论争鸣。由于精英们的积极参与,随之形成了论战形态的舆论,即理论性舆论。

这种舆论形态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春秋末年,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在鲁、郑、齐、晋等国取得政治优势,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发展壮大,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而奴隶主阶级则日渐土崩瓦解。代表双方主张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展开论战,许多学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发表各自的观点,既有思想交锋,又有思想融合。其中,主要是儒、墨两派的对立和斗争。到了战国初、中期,则出现了儒、墨、杨三家鼎立。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发扬老子学说,使道家成为一股较大的舆论势力。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对儒家展开猛烈的批判。这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理论舆论的高潮。

汉朝巩固以后,封建统治者不断宣扬唯心论,抵制唯物论,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天人感应”论宣扬“谶纬”之学,开创了意识形态的专制。东汉章帝时,诸儒在“白虎观”开会,发表诸多言论,编辑《白虎通义》一书,把所谓“经学”(即对先秦儒家部分典籍的整理和注释)神学化。司马迁坚持唯物论,经过扬雄、桓谭到王充的发展,把唯物主义学说推进了一大步,以后又有王符和仲长统予以继承,产生了中国历史第二次理论形态的舆论战。以王充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的争论,反映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舆论对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同时也存在着民族矛盾。在地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门阀地主与庶族地主、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出现了玄学和反玄学、崇佛与反佛的斗争。从两汉到魏晋,各类主张著书立说,相互倾轧,都有一帮士大夫支持,我国历史出现第三个理论舆论的鼎盛时期。

社会不断前进,一旦社会性质发生转变,论战的舆论形态就成为其他舆论形态的制高点,甚至支配其他舆论形态的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才发生某些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列强侵入我国,华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的理论争鸣围绕社会性质的转变而展开。张之洞,曾国藩等固守宋明“理学”,主张局部社会改良,而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等人则提出社会变革论。龚自珍说:“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拟今上方言表》)。魏源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上大学士书》)魏源指出,不能“执古以绳今”或“执今以律古”。西学的渗入,洋务运动的兴起,不断推动理论争鸣,出现了中国历史第四个理论舆论的高涨期,中国社会悄悄发生了变化。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围绕复古与进化、新文化与旧文化、民主科学与旧礼教展开了又一次论战,出现了中国历史第五次理论舆论的高涨。1978年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依次出现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行市场经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探讨,先后围绕实事求是与唯书唯上、尊重经济规律与姓资姓社、以人为本与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与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相继展开深入的讨论,明确了政府的执政目标和执政方式,激发了第六次理论舆论的兴起。第六次理论舆论的出现,虽然没有形成广泛的论战,却始终在主张改革开放的广大干部群众同一小部分守旧人群中展开,端正了政府官员的执政方向,提高了政府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