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言对真理的追求

一、诤言对真理的追求

2007年6月云南省政府向社会广泛征集并受理群众诤言,鼓励各界人士为云南发展献计献策。凡取得重大效益的诤言,将获得云南诤言奖,最高奖金达5万元。鼓励诤言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有天壤之别,民众诤言的细胞一旦被激活,说真话、说实话的热情被调动起来,是一股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实事求是地说出事实的真相,指出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存在的错误,并为克服错误提出正确的建议,就是诤言。人们敢说真话、实话,社会才能顺应客观规律向繁荣昌盛的方向发展。舆论主体坚持说真话、讲真理,直率地评价客观事物,是认识和追求真理的行动。诤言具有求实性,使公众正确了解周围的变故,具有重要的认识和实践价值。

由于诤言者从大局考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又因为没有私利的动机而更为客观。正向舆论中的实事求是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简单具体的实事求是,即实践范围较小,认识对象比较稳定、简单,能够直接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用加入太多主观能动分析的成分。这一层次的实事求是以丰富的感性认识为基础,通过形式逻辑来完成。二是辩证逻辑的实事求是,就实践范围大的社会问题,除了客观地反映它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从整体联系、发展变化的角度进行考察,说明它的全面情况、发展趋势和内在真相。诤言既包括直观的实事求是,更注重辩证的、全局的实事求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相互关系与本质。

对公共政策,衡量诤言的标准,第一,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来考察它是否正确。这些客观实在的东西,不因人的随心所欲而变化,也不因媒体的宣传力度而放大。第二,还要看它是否代表绝大多数公众的利益,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改善,这是检验观念正确与否的根本尺度。任何社会政策和观念变革,只有让人民获益才是正确的,并能经受历史的考验。第三,权衡诤言的正确性,还要看它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受到人民的赞同和拥护。凡人民齐声反对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或不合时宜的。这三条标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符合这三条要求的言论,就是真理和真话,就是诤言。

讲真话、讲真理无疑是诤言的目标,是人类结成整体的必要条件。无论在哪个时代,大多数人对社会生活都是讲真话的,只有一部分人出于某种目的才讲假话。在言论专制的社会,多数人由于恐惧迫害而说假话,既是明哲保身,又是对专制主义者的无奈。不管在何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下,以诤言表达正向舆论的人总是不断出现,不断引起人们的敬慕,甚至成为思想史的丰碑。

舆论人或舆论领袖讲真话是取信于民的重要因素,也是建立舆论权威的重要前提。诤言以表达真理为动机,既不屈从于权威人士的狂言,也不惧怕凶恶势力的镇压。谁占有真理,它就和谁持有相同的观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真理像光一样,它很难谦逊,而且要它对谁谦逊呢?诤言只考虑真理的实践性,不迁就书本和来自官方的错误意见。不搞迷信,不搞教条,不从固有的观念出发,以推动社会进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政府才能尊重、采纳诤言,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

讲真话与听真话具有互动性,是公众坚持真理的关键。诤言最初总是来自少数人,大都随着公共权力求言的需要逐渐转化为舆论,使之成为民意。公共权力尊重诤言,善于听取直言,鉴别真话,诤言就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能够遏制一切错误主张。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首领为听取不同意见,建立了各种纳谏的方式。《管子·桓公问》里记载:“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矣;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覆,而贤者进也。”这些古老的舆论方式,求的都是“诤言”,对促进当时社会的进步有重要作用。

与求言态度相反的行为是厌恶诤言,排斥、压制诤言。管理者喜欢歌功颂德,希望在一片赞扬声中掩盖社会问题和工作失误,就会排斥诤言。历代的舆论活动表明,真话难讲,在于掌权人不愿听真话,搞“直如弦,死道边”的对策。也有人最初愿意听真话,而听了一阵却中途而止,疏远诤言,直至镇压说真话的人。打击讲真话的人如果得逞,往往压制真理,使诤言淹没在假话的聒噪声中,历史就将发生重大不幸。在社会生活中,一切错误、落后的意见一旦受到权力的支持,诤言则死亡在吹捧声中。1957年,马寅初曾直言控制人口问题,提出“新人口论”,遭到围攻和批判,受到“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斥责。由于错批一人,增加4 亿,给几代中国人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

讲真话不等于句句是真理,真话难免不准确或带有片面性,其中可能夹杂少量不实的例证或言辞不当的缺陷,但它追求的是真理,主要问题抓住了真理。诤言的最大特点是以事实解释客观世界,揭示客观事物的必然性,达到真理的彼岸。讲真话和讲真理统一起来,构成彻底的诤言,点破事情的要害之处,听起来不那么温柔。真话与真理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并能被实践所证实,不温柔的言论却能指正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