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第三种因素

二、社会的第三种因素

报道新闻作为反映和引导舆论的手段,能发挥社会中介作用。马克思认为报刊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11],揭示了媒体的舆论中介地位。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上著文说,自由报刊是“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的第三个因素”。“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封不动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送到国王宝座的阶梯面前,送到国家权力面前”^[12]。在新闻无处不在的今天,各国政府都在“意见或观点的市场”上利用媒体策动舆论,人民大众则利用新闻界实现知情权,向政府表达自己的要求。在国家机构与人民之间,媒体发挥沟通情况、反映民意、调整国家方针的作用。

媒体中介说在当代社会更为流行。1959年美国记者道·凯特出版《政府的第四个部门》一书认为,华盛顿的记者团并不是对三权起制衡作用的力量,而是为推行当权者的现行政策服务。1971年任《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迈·弗兰克对此曾解释说,新闻界把它所获得的资料传递给政府和一般公众,表明了自身的价值^[13]。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界提出报刊要做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使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闻媒介的中介作用。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媒体这种中介因素主要是指“在报刊上治于人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并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而是作为公民——已经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理智的力量,作为合理的观点的体现者——在权利平等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批评。”^[14]这无疑是说,新闻界在国家权力和人民集合体之间充当意见沟通的中介、相互批评和相互影响的中介,具有社会第三者的地位。

总之,第三种因素是指媒介沟通信息和发动舆论,让政府和民众彼此了解对方的意见,把政府和民众联系起来,引导他们的思想互动,解决社会矛盾以至社会冲突。新闻记者通过监督政府,指出执政方针偏离大众利益的种种表现,代表民众制约国家管理出现错误。正如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所提出的,记者有权考察现行政策是否正确,如果能真实地把人民的呼声反映出来,作用就很大。在今天,这种作用,就是新闻界利用民众舆论指导政府调整政策,实现执政为民的目的。

新闻来自生活,来自广泛的实践活动,它把社会问题和民众意见汇聚到国家管理部门,成为领导者制定政策的依据。新闻界在政府决策中发挥桥梁和联系作用,权力阶层通过媒体了解民众的想法,不亚于他们经常深入群众中了解实际情况。在美国,从尼克松时代开始,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人员每天早晨就把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剪辑成册,呈送主要官员们参阅。卡特上任后,这些简报中增加了“广播实况”。进入21世纪,“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们一天的工作通常这样开始:或者浏览《华盛顿邮报》、或者浏览《纽约时报》……。对于华盛顿大多数的政府官员们来讲,每天早上出现的新闻和评论专栏的内容便是他们一天所要谈论的问题。”^[15]政府官员一天的工作从评估昨天发生的新闻开始,对重要新闻及其观点做出反应,并对工作议程适当调整,是每个官员的工作获得绩效的关键。美国学者蒂莫西·库克指出:“新闻媒体作为华盛顿特区的一种居间调解的机制,在权力分散、行动延宕的体制下至关重要。”^[16]

事实上,在互联网、卫星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新闻网充斥每个角落的今天,官员阅读报纸的例子只是一个隐喻。媒体反映和引导舆论成为权力机构生存的前提,按照新闻界的观点和反映的情况决定政府的决策,政府才能跟上客观情势的变化。美国国务院前新闻发言人尼古拉斯·波恩司(Nicholas Burns)说:“今天,美国的情报机关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而是新闻机构。他们需要实时的媒体,如电视、网络、广播等报道发出之前,就完成它们的评估报告。否则,他们的报告很可能一钱不值。”^[17]在新闻界无处不在的时代,现代媒体以其超越时空的舆论优势,扮演着重要的决策角色。对此,前美国总统新闻秘书玛琳·菲茨沃特(Marlin Fitzwater) 说:“在今天的大多数国际危机中,我们实际上削减了国务院和各个司局的官员。他们的报告虽然重要,但由于时效慢,无法利用它们做出基本的决策。”^[18]

大众对政治、经济生活的性质、状态作出真实的说明,新闻媒介给予完整的报道,使权力机构了解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不适宜的决策一旦作出有益的调整,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新闻把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反映到权力机关,掌权人全面把握经济、政治和思想动态,最大限度地提高权力运行的社会效率,整个社会生活就会高效有序地进行。没有媒介舆论活动的中介,国家管理要在许多方面脱离实际,不可避免地出现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