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癌症，不要“谋子”而要“谋局”

在整个癌症防治过程中，都需要把呵护抗癌力作为核心要素，乱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的。

例如，对潜在乳腺癌患者进行钼靶筛查是常用方法，但结果却引起了巨大争议，因为追踪表明，欧洲实施的普及钼靶筛查与乳腺癌发病率的增长，密切相关。

2008年，《内科医学档案》的一项研究发现，2007年因为多做CT检查，直接增加约29 000个癌症新病例。反反复复做CT等的影像学检查，除了增加癌症发生率外，人们获益并不多。而且，目前没有任何已知“安全”的辐射剂量。

2010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特别强调：尽管乳腺癌比较容易转移到骨头，但频繁（指一两年1次）的骨扫描已被证明是弊大于利而没有必要的。

化疗中患者血象往往偏低，白细胞上不来，频繁用“升白针”，只是拔苗助长，并无益处，反而导致后续血象更低，抗癌力遭受重创，有诱发二次癌可能。

2010年6月的《科学美国人》刊文指出，阿片类止痛药可刺激癌细胞生长和转移，吗啡等类药物通过加快癌细胞复制速度，促进肿瘤内新血管的生成，从而可加速癌症发展。没有接受这些药物的患者，往往生存时间更长些。

总之，阻击癌症，犹如抗击ISIS等恐怖分子，只知道一味打击，而不知晓恢复当地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环境，只会是越反越恐。任何方式的阻击癌症，都需要自身内在力量的配合，这就是抗癌力的实际意义所在。

因此，在2014年第八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紧挨着韩启德、汤钊猷两位院士的第三篇论文，是我的《癌症防治中的“将军思维”与“士兵情结”》，我在这篇论文中强调防治癌症，不要“谋子”而要“谋局”。谋局的关键是呵护好自我抗癌力。

香港有位卵巢癌患者，祖籍上海，2003年被确诊为卵巢透明细胞癌，一种相对少见且对化疗不敏感的癌种，当时香港医生说得很恐惧，她开始患病就寻求我的中药帮助，且坚信中药，她的中医治疗效果一直很好，病情稳定了七八年。2010年初，因家庭变故，CA125、CA19-9等指标均上升，把她吓坏了。香港医生告诫说“一定复发了，赶快化疗”，她恐惧化疗，再追问化疗的次数，对方答，需再行6次化疗。她又问了很多医生，回答都差不多，都需要化疗多次。

她吓坏了，因为是老患者，很信任和依赖我，专程来沪听我意见。我建议她走一步，看一步，先努力消解变故原因，同时，积极加强中医调整，1个半月再复查指标。3个月后，她的指标恢复如初，总算松了一大口气。至今，12年过去了，她的身体一直都很好。

2015年9月中旬，她知道我在北京，她表兄正好刚刚确诊为恶性淋巴瘤，便一起来看我，顺便告诉我她一切都很好，临别时特意给了我一个“熊抱”，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不瞒你说，我同期的10多位卵巢癌患者，个个早已归天了。好在有你劝阻，我一步步慎行，才有今天。否则，真还不知道会怎样。”

有位西医界长者患了胰腺癌，起初用各种方法治疗，效果都不好，还出现了复发。他从北京来上海定居，找我用中医药控制病情，此后癌症的各项指标下降，病灶得到控制，身体状况一直不错。

因此，当我主编《现代中医肿瘤学》国家规划教材时，他主动请缨作序。他70岁生日庆贺时，各方面都已正常2年多，同为医界元老的同学建议他再补些化疗，因为看见他状态太好了。

他征求我意见，我坚决反对，但长期受西医熏陶的他还是让征服癌症的思想占了主导，认为也许化疗一下，保险点。就这样，一次化疗下去，高热不退，继发胆道感染，等高热退去，已三四个月过去了，人消瘦至极。再查，癌症指标上升了，再过两三个月，发现有了新的转移灶。临去世前，他老泪纵横地对我说：“这次化疗把我害惨了，我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

古人云：“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谋局，可以理解为应对癌症，需努力做出通盘考虑，长远谋划——重点在于呵护自身内在的抗癌力。谋子，就是见敌便杀，比如这位西医见此长，却未见敌动兵刃。如此，岂不自招灾祸。因此，面对癌症，有时候观察是最好的对策。伟人邓小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体现了这一实用主义思维。

前面列举的与韩启德院士同时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汤钊猷院士的文章，借鉴孙子的军事思想以治癌，需讲究智慧；我的文章，则主张对付癌症肆虐时，更多运用将军思维，而不是拘泥于士兵情结，也都包含着这一层的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