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几个月，一位卵巢癌患者找到我，在拿到确诊卵巢癌报告的那一瞬间，她的爱人马上决定：去美国治病。他们能做出这个决定，很显然是受了最近国外就医潮的影响，这是中国人有钱之后的变化。他们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竟无言以对。
有专家统计：以江苏为例（因为江苏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之一），前往国外就医的，以癌症、神经系统疾病，比如开颅手术、心脑血管疾病、骨科疾病最为多见，其中80%都是晚期癌症患者，基本上是为了救命而去的，是厄运突然降临时的“最后一搏”。
这些患者去的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其中的最高花费达到了400万美元，最低也有20万。包括这位患者家属也知道，去了美国也未必就能治好，但是还是要去。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甘心，对癌症这个突然到来的噩耗毫无准备，想不到居然也会轮到自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断了头的情感无所寄托，非花钱甚至花冤枉钱才能承接住。
但是，美国的情形如何呢？之前，美国确实有过攻克癌症的宏伟计划，那是1971年。1971年12月下旬，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他的办公室里，郑重地签署了《国家癌症法案》，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他用了约100个词，强烈提议开展深入的癌症研究，以寻找根治癌症的方法。别以为这只是政治家的无知，因为科学家们早已摩拳擦掌，一门心思地准备迎接癌症被战胜的那一刻。
1963年，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恩迪克特便认定，“下一步，癌症完全治愈，势不可挡”。1968年，著名的癌症研究专家盖伯教授出版了《治愈癌症：国家目标》一书。政治家是在科学家的捣鼓下，大张旗鼓地动员全国力量来征服癌症的，而且有积极的配套措施，包括巨额的经费投入。要精确计算美国从1971年至今在癌症研究领域投入多少经费是不可能的，但粗略估算，各方面总投入不会少于2 000亿美元。然而，略带嘲讽及苦涩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断有人检讨说这是一场错误而不可能见效的运动。2002年，国际癌症预防联盟（CPC）在文件中明确承认，“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也在世纪之交时承认了这一点。
就在美国政府对癌宣战40年后，世界顶级的两份科学刊物——英国《自然》杂志和美国《科学》杂志，于2011年，先后发表了与癌相关的纪念专集，《科学》杂志评论说：“癌症领域，40年前令人不解的问题，如今依然困扰着研究者们。”
即便如此，还需要承认一个事实，现今的癌症疗效和生存率还是提高了，否则也就没有前面这种国人的赴美就医。但是，这个胜出的治愈率是怎么获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投入，具体说，就是花钱多。
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夏皮罗以治疗结肠癌为例，统一使用靶向药需增加近百倍医疗费，却只延长了晚期患者5个月的生命。这是美国，是大数据，回到中国，回到每位中国患者身上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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