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群众的骂声”

二、倾听“群众的骂声”

“群众的骂声”对政府是一种“消极”的公众舆论,但不是公众“恶劣品质”的表现,而是公众对某些官员劣行的愤慨反弹。如果政府无视民意的要求,堵塞群众意见的上达,不仅社会决策连连失误,而且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群众的骂声就会出现在各个角落。经济与政治生活陷于困境,让“骂声”及时发泄出来,既可以缓解冲突,又可能为决策找到突破口。

施政不当失去民心,群众以“骂声”对政策错误进行指责,恰恰是极为有益的舆论。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不可避免地引起连绵不绝的街谈巷议,出现强烈的意见并伴随愤怒的指责。凡发生“内障”的公共事务,广大公众的利益遭到损害,民众会不断发出解决矛盾的强烈呼声,其中夹杂着刺耳的谴责。在表意群体的骂声中,舆论愈演愈烈,局部呼声很可能演变为普遍的社会意识。

管理者在工作中听到群众的骂声是很正常的,连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也不能幸免。1941年的一天,陕甘宁边区的县长正在开联席会,雷电穿入会议室将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击死。清涧县有一个伍家寡妇知道此事后随口骂道:“老天爷,你不开眼!咋不打雷把毛泽东劈死!”边区保卫部立刻逮捕了她,准备严惩。这事传到毛泽东耳里,他亲自询问这个婆姨为什么骂他,原来伍家婆姨的男人支援前线时死了,家中留下一个瘫痪的老母和三个幼小的娃娃。种田一年忙到头,不够一家人吃饱肚子,村干部又来催缴公粮,把家里的粮食拿走,她一气之下骂了毛泽东。毛泽东知道详情后对保卫部说:“人家骂得有理嘛!赶快放人!”^[13]这件事使毛泽东思考起来:陕北地薄粮少,两万八路军和中央机关干部依靠征收公粮生存,当地老百姓的负担已经难以承受,婆姨的骂声是群众强烈不满的信号。他决定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政府精兵简政,这一决策最后赢得了陕甘宁边区的民心。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开放的社会,又是民主与法制的社会,社会舆论非常丰富。互联网使信息传播早已超越国界,公民的知情、参与和监督意识越来越强,公众关注的问题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普遍内容。群众对腐败、社会顽症和官员的怠政报以骂声,是被逼出来的,成为社会舆论制衡劣官的无奈手段。如果说公权是构成国家实体的力量,那么民间舆论则是公民社会唯一能够制衡公权的力量。“群众的骂声”作为一种舆论监督,有助于消除社会丑恶,预防工作错误和官员的堕落。群众通过骂声表达对监督对象的不满,是对社会的一种有效保护。许多腐败分子、严重渎职和政策失误的官员,就是在群众的骂声中被发现的,引起法纪机构的注意,使政府痛下决心纠正这类错误。

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委员、榆次市委书记王新义有一条经验:把倾听群众骂声,作为密切政府与群众血肉联系的途径,从群众的骂声中,了解群众的情绪和疾苦,找出工作上的差距和不足。当王新义和市委机关干部到一个街区参加清除垃圾的劳动时,一位居住在附近的老人,一边捡着砖头,一边满腹怨气地说道:“垃圾堆了几个月,连路都堵住了,书记、市长是干啥吃的!”话音一出,有人告诉他身边的这个人就是市委书记时,老人不好意思地说:“真没想到王书记您也来了,还干这样脏累的活,刚才差一点骂了你!”“骂人就得让被骂的听见,听不见就没意义了。”王新义笑吟吟地握住老人的手:“对咱市里工作有啥意见,尽管骂,尽管说……”^[14]

群众的骂声不可怕,如果群众对官员的工作只字不提,无声无息,那才是可怕的。倘若领导干部都能像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那样正视群众的骂声,就能发现和制定最好的政策。有些官员一听到群众骂声,不进行调查分析,不解决群众的积怨,就怒火冲天,甚至打击报复,就会激起更大的民怨,直至彻底垮台。正确对待群众的骂,分析事情的原委,找出政策中的错误,这是对待尖刻舆论的唯一正确的态度。理性地对待人民群众的骂声,体现了领导干部高尚的修养和胸怀,更是对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

群众的骂声有时来自对政府信息、决策的不了解,政府可通过热线电话、公布电子邮件、举办公开接待日向群众提供交流平台,实现双方意见的充分沟通。当群众了解政府的信息,群众对政府的误解就会减少,骂声也会消失。我国在转型期,各个群体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动,一些群体没有从社会转型中获得更多的好处,相反却承担了改革的主要代价。“改革阵痛”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平均承担,局部的社会冲突伴随着骂声就会不绝于耳。这种真实、原生态的舆论是社会矛盾的写照,作为社会公正的呼声,促使政府官员以理性的态度制订公正的政策,满足各个利益群体的正当要求。倾听群众的骂声,而不是一味地打压群众、报复骂人的群众,就一定能变群众的骂声为笑声和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