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对脾胃生理

（一）脾胃生理、病理理论奠基于《黄帝内经》《难经》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论述人体生理、病理的中医经典，虽然《黄帝内经》不是脾胃生理、病理的专著，但在书中可散见对脾胃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较详细的论述，为后世医家对脾胃病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至今也是我们学习中医理论的第一部必读经典。《难经》承接并发挥《黄帝内经》理论，对脾胃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也有论述。

1．《黄帝内经》《难经》论述脾胃生理 《黄帝内经》是古代中国人民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其中有最早的对胃解剖的描述，这在《灵枢·肠胃》篇中记述曰：“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1］《灵枢经》中对胃解剖形态的描述非常符合胃的现代解剖学形态，这就说明古代中国医家并不是形而上学地诊治疾病，很多经典中的记述都像以上的解剖记述一样，根源于古代医家的切实考察和长期观察与总结，具有明显的科学性。针对脾胃的生理功能，《素问·经脉别论篇》曰：“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饮入于胃……”［2］这就概括了脾胃有运化水谷以及运化水液的功能。《黄帝内经》总结的这一功能至今仍为公认的中医基础理论，并指导着中医临床。《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曰：“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着重强调了脾胃纳运水谷的生理功能。《素问·玉机真脏论篇》曰：“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强调了胃气在人体生理功能中的根本作用。《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脾升则肝肾主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水不滞……以中气之善运也。”其中强调了脾胃在脏腑气机升降中的重要作用。《黄帝内经》还论述了脾胃与其他脏腑、四肢百骸的关系，如心与脾胃之间的脏腑经脉的关系，《灵枢·经脉》曰：“脾足太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又曰：“胃足阳明之脉，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中曰：“脾者，其华在唇，其充在肌，开窍于口。”《素问·痿论篇》曰：“脾主身之肌肉。”《素问·五脏生成篇》曰：“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表述了血液在脉道中运行而不溢出脉外，从而正常营养脏腑四肢百骸，与脾气的约束功能有密切关系。《难经》承接并发挥《黄帝内经》理论，对脾胃生理功能及脾与五脏的关系均有论述。如《难经·四十二难》云：“脾重二斤三两……主裹血，温五脏。”［3］

2．《黄帝内经》论述脾胃病理 《黄帝内经》对脾胃的病理也多有论述，如《素问·太阳阴明论篇》曰：“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消，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该论述表明人体四肢的运动功能依赖水谷精气的荣养，当脾胃运化不调就会影响水谷化生精微，进而导致肢体活动失常。《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解释了脾不能运湿，则湿从内生，出现内湿、水肿的病理机制。《素问·举痛论篇》曰：“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灵枢·本神》曰：“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说明情志与脾之间的病理关系，过度忧愁思虑，可导致脾胃运化功能障碍，进而导致水谷精微化生不足，脏腑四肢百骸失于荣养，正气不足，临床可见腹胀、纳呆、便溏、体虚多病等症状。《灵枢·小针解》指出：“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说明脾胃病病因与外感和饮食有关。《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曰：“有所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也是对脾胃病因的论述。《素问·太阴阳明论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脾胃病病机，如“故阳道实，阴道虚。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入五脏则䐜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对于脾胃病发病特点，总结为胃腑发病以实证为多，而脾脏患病则以虚证为多，即胃腑为邪气所感较易转化为燥热和腑实证，产生便秘、腹胀等病证；脾脏受邪则易运化不足，脾不运湿则导致腹泻等病证。

（二）《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脾胃病辨证、治则、方药

东汉医家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着重强调了脾胃为本、顾护胃气、重视调理脾胃气机的理念。如“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的观点就突出了张仲景以脾胃为本的学术思想。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立了六经病的辨证体系，其中对太阴病辨证和阳明病辨证确立了脾胃病辨证、治则和方药，如“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以上条文既有太阴病的症状，如“腹满而吐”“自利不渴”“食不下”等，也有病因病机，如“脏有寒故也”，列出了治则如“当温之”，而且列出了“四逆辈”这样的方药。针对阳明病辨证，提出“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病有太阳阳明，有正阳阳明……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4］。经方中的许多方剂都与脾胃病有较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张仲景在疾病诊疗中时刻强调脾胃为本的学术思想，后世很多医家加以发挥，在临床用药中注意时刻保护胃气，避免克伐太过等，为后世创建脾胃学说奠定了基础。

（三）隋唐宋为脾胃病理论发展时期

隋、唐、宋医家继承发展了医圣张仲景的脾胃病理论，多位医家的论著都体现了脾胃病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如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按照脏腑分列疾病的病源与证候，其中就专列“脾胃病诸候”，并探讨了脾胃病的生理和病理。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按五脏分列疾病，按疾病罗列方剂，其中就包括胃肠系统疾病，记录了当时治疗脾胃病的各种方剂。宋代钱乙完善了脏腑辨证理论，记录了脾胃脏腑的各类证候和辨证治疗方法。

（四）李东垣为代表的金元医家使脾胃病理论成熟和完善

李东垣被称为补土派代表，他所著的《脾胃论》标志着脾胃病理论的成熟。李东垣脾胃学说认为脾胃虚损会导致人体元气亏虚，由元气亏虚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他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提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5］李东垣强调“人以胃气为本”，“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还首创“甘温除大热”之脾胃病治疗大法。在《脾胃论》里对脾胃病病因的总结包括三种：第一种是饮食不节；第二种是劳倦过度；第三种是情志内伤。《脾胃论》还认为“若风、寒、暑、湿、燥一气偏胜，亦能伤脾损胃”。李东垣非常重视脾胃对疾病预后的根本性作用，他说：“脾胃一伤，饮食不进，生机自绝。”张子和的攻下派也丰富和完善了脾胃病理论，指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

（五）明清医家进一步完善了脾胃学说

明代医家张景岳师法仲景对脾胃病的理论，非常关注胃气与发病、治病和疾病预后的关系，在疾病治疗过程中重视胃气。《景岳全书·杂证谟·脾胃》篇说：“胃气无损，诸可无虑。”［6］明代薛己继承李东垣脾胃学说，重视命门之火温煦脾胃的作用，治病多补火生土以生发阳气。明末清初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胃气一败，百药难施……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7］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脾为后天之本”的理论。清代医家叶天士继承了李东垣补脾升阳的脾胃病理论，又提出了顾护胃阴之说，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提出“太阴湿土，得阳始运”“脾喜刚燥”“脾宜升则健”“阳明阳土，得阴自安”“胃喜柔润”“胃宜降则和”［8］等理法，补充和发展了李东垣的脾胃学说，使脾胃学说逐步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六）现代中医对脾胃病的研究

现代中医家更加强调脾胃与各脏腑病变之间的关系，如邓铁涛［9］认为：“治脾胃可以安四脏，调四脏可以治一脏，心病需调脾胃，肾病需调脾胃……气血调和，真气内从，病去正安。”路志正［10］致力于脾胃学说与胸痹的研究，认为冠心病相当于中医胸痹心痛，脾胃失调是胸痹（冠心病）发病的重要基础病机。宋正良等［11］认为中风病位在脑，与五脏密切相关，但脾胃功能失调在中风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为其致病因素的基础。现代中医家对“胃不和则卧不安”的病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主要包含了胃为升降之枢，胃失和降影响营卫运行造成失眠［11］。糖尿病病变之本总由脾胃，而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从而导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的产生，因此在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时，可以从调理中焦脾胃入手，采取健脾、搜邪、条畅中焦气机等方法来达到治疗的目的［12］。研究认为眩晕病其病位在头，以脾胃为枢纽，与肝、肾相关［13］。邓运明［14］认为痛风的基本病机为脾胃失和为本，湿热痹阻为标，治疗痛风重视肝、脾、肾三脏的关系，并强调了治未病对于痛风的重要性。何丰华等［15］总结便秘与五脏六腑的关系，提出老年功能性便秘从脾论治的理念。李丰林等［16］认为在痹证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脾虚贯穿了疾病的始终，是类风湿关节炎发病的内因。

总之，脾胃病是临床上的常见病与多发病，脾胃功能状况与我们的生活质量、健康、发病、预后等密切相关，中医中药治疗脾胃病以其强调养生、治未病、重视后天调养等思想，颇与现代社会的绿色医疗、低毒、纯天然理念和人文化医疗需求相契合。在中医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脾胃病的诊治特点及优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